美国重新工业化有多难？这么说吧，美国没有三亿人口，最多3000万人，剩下的都是没脑子的废物，美国基础教育崩盘，正常家庭崩盘，合格的工业人口哪里出来？ “美国没有三亿人口，最多3000万人，剩下的都是没脑子的废物！”这句听起来及其刺耳，无疑给美国“再工业化”泼了一盆冷水。回想1980年代，这曾经是美国的制造业鼎盛时期。彼时的三亿美国民众，人人都有拿手绝技。 从修车、建房到农机维护，不少人在自家车库就能捣鼓出一番名堂，那车库恰似工具完备、机油味弥漫的小型工厂。但时过境迁，美国人口依旧是三亿左右，可当年遍布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却似乎在加速消失。工厂里数十万的岗位常年空缺，汽车零件厂急吼吼地招人，薪水甚至高过一些白领，却依旧门可罗雀。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仅仅是年轻人不愿进工厂这么简单？ 探究起来，首先是令人扼腕的人才断层。想当年，美国学校大多开设木工、金工、汽修等实用技能课程。孩子们于车库中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动手能力仿若镌刻于基因之中。可如今，许多学校早已砍掉了这类课程，家庭工具箱也积满灰尘，年轻一代连换个轮胎都得找专业人士。 基础技能的普遍匮乏，让企业即便想开工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人。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教育体系与社会风气的双重转向。一方面，职业教育长期受到忽视，社区大学的课程要么过于浅显，要么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毕业生往往不具备即刻上岗的能力。这与德国“双元制”的教学模式截然不同，即让学生在学校与工厂之间轮流工作，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另一方面，“快钱”思维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和硅谷的程序员们所代表的高薪与“体面”，使得年轻人对又苦又累的工厂工作避之不及，宁愿送外卖、开网约车，也不愿投身制造业。这种观念的转变，直接导致合格的工业人口供给严重不足。 特斯拉在得州建厂，本地工人难寻，不得不依赖墨西哥劳工；富士康雄心勃勃地计划在美设厂，却连最基础的组装工人都难以招募。就连传统的农业领域也未能幸免，一些农场主抱怨，经验丰富的移民工人流失后，新招的本地工人因技能生疏，直接导致牛奶产量下滑。 人才短缺固然让人头疼，硬件设施与政策环境的掣肘，更让再工业化步履维艰。走进美国现存的一些工厂，不难发现，不少设备堪称“爷爷辈”的古董，常年运转之下，即便精心保养，也难免故障频发、效率低下。想要更新设备或兴建新厂，高昂的成本便是一道坎。 更让企业主头疼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这边厢，政府为了力推“美国制造”，强制工厂采购本土生产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可这些本土货往往比进口产品贵，质量却未必更优。那边厢，关税政策今天一个样，明天新总统上任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环境，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投资顾虑。回顾历届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便能清晰看到这种不连贯性：奥巴马政府曾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制造业；特朗普一上任就改变了立场，不但破坏了国际协议，而且为了保护本国的传统工业，还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征收了很高的关税。由于政策导向的不断变化，企业在做长远计划时会感到迷茫，很难有一个稳固的发展预期。 如果说人才、设备和政策是看得见的坎，那么更深层次的价值观转变和社会结构变迁，则像是无形的枷锁，束缚着美国再工业化的脚步。数十年来，华尔街“金融至上”的指挥棒，让资本纷纷涌向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年轻人从小被灌输“读书就是为了不用干体力活”的观念，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度持续走低，自然少有人愿意投身其中。此外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也对年轻一代的技能培养和价值观塑造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单亲家庭比例从1980年的20%飙升至如今的43%，这意味着近半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缺乏像过去那样在车库里由父亲手把手传授技艺的机会。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对“快钱”的追逐，缺乏对实业的耐心和长远规划，又怎能指望制造业在短期内重振雄风？ 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困境，美国的再工业化之路是否已到绝境？挑战显而易见：如何有效扭转社会对制造业的偏见，提升技术工人的职业吸引力？如何对现有教育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又如何确保产业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企业创造一个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希望也并非完全泯灭。《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推出，以及社会各界对重振制造业的呼声日益高涨，都显示出美国内部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制造业曾经的辉煌历史和深厚的创新底蕴，也为其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某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