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国画艺术靠报刊出版传播，达新高度，形式和效应让人赞叹 以近代报刊作为媒介，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社会文化思想互动的载体与舆论动员的工具，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离不开报刊的推动。 “在现代的大众传媒方式以前，人们认识中国画在内的传统文化时渠道和方式有限，只能通过极少数的影频、报纸之类的传播方式来学习和观赏。” 清末民初，从国画概念的提出到国画复兴运动再到国画的论争，报刊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报刊在此过程中真的如此重要吗？今天，不妨就让我们一块来掰扯掰扯这背后的故事！ 在晚清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一大批官办或民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如官方的金陵书局、浙江书局以及民间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背景下，更为便捷地复制文字与图像信息，技术门槛和成本更低、质量更高、更容易批量生产的石版印刷技术，开始由西方传入中国。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民众对报刊书籍的阅读需求在日益增长。 因此石版印刷技术作为印刷史上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不仅提升了印刷的效率，而且让其更真实和自然。 伴随石版印刷技术的流行，图像的独立价值被进一步放大，图像开始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叙事语言，也为传统手工绘画转型为工业化生产打下了技术基础。 “国画”作为应对“西洋画”而产生的专业新词汇，其最开始传播的渠道便是大众报纸、杂志等。 一方面部分报纸杂志相继开辟“国画”或“国粹画”专栏，用以刊登出版民初时期国画作者的作品；另一方面则是将民初刚流行的画展上的国画作品，进行连续刊载供读者欣赏。 以上两种情况刊载国画专栏的知名报纸杂志有《中华美术报》、《良友画报》、《太平洋画报》、《文华》、《晨报副刊》等，这其中岭南国画家高奇峰主编的《真相画报》就曾大量发表过上海、广东等地画家创作的国画和国画理论文章，包含了一批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国画理论文章，主要有陈树人的《图画教授法》、高剑父的《论瓷》、黄宾虹的《论北宋画学之盛》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借助画报出版阵地进行国画作品与理论传播的同时，不同派系的研究会也创办了一批用于刊登国画作品、国画理论与国画评论等内容的国画报刊。 除折中派代表高剑父、高奇峰主编的《真相画报》外，赵浩公、潘至中等传统派国画家成立了“葵亥合作画社”，并出版相关社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大量国画社、国画研究会在多地开花，这些社团研究会不仅进行互动交流、开展美术展览、培养国画新人，而且通过出版《画风》、《国画特刊》等报刊来传播国画文化艺术。 民国初期，关于中国画的前途问题和其他政治、社会领域的论争相似，中国画的论争难以脱离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场域。 在对待传统文化艺术批判的道路上呈现出了“美术革命”和中国画改良两种争议，并且出现了革新派和传统派两个主要阵营。 在中国画发展的过程中，当时的画家都认识到难以保存传统绘画的纯粹性，两个主要阵营在激辩与守护中，自觉地为国画植入了现代性因素。 与五四时期文学领域针锋相对的争论不同，中国国画界之间的争论多是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来呼应交流，但是所回应内容多不在一个层面上，近乎自说自话。 这一时期，从康有为发表的《万木草堂藏画目》，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到高剑父的《新国画与旧国画》，再到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他们内在分歧很大，但是却通过报刊在民国初期批判反传统文化的思想下传播了中国画革新的思想。 这种启蒙和传播，逐渐让民国时期国画界有了面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 潘公凯曾言：“中国现代美术现代化与文化传统的断裂、民族生存的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的纵向互动论辩也主要表现为艺术如何呼应和引领时代的要求救亡和启蒙，这种建立在民族和文化的现实生存危机基础上的积极应对意识，就是一种‘自觉’。 近代国画的发展史，是在伴随清末政权的颓败而走向衰败再走向革命的历程，这种看似是外部力量导致国画的演进，实则是近代精英知识分子对国画的救赎。 在这场应激救赎、派系论争中，报刊的出版一直伴随其中，并最终推动着国画概念的更新、国画知识的普及，以及国画创作的中西融合与海内外交流。 不仅如此，《良友画报》、《点石斋画报》、《太平洋画报》、《文化》等报刊以及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作为国画美术传播的媒介，客观上推动了国画的发展、美术学校的兴盛和美展的流行，将国画这种私人收藏性质的物品变成一种大众欣赏品玩的视觉文化和具有政治属性的革命表达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