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盐道是古代盐税苛征的历史见证，是税制的严苛与变迁 神农架位于大别山腹地，群山环绕、地势崎岖，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号称避暑圣地。 神农架大九湖狭长的山谷中有座坪阡古镇，一入古镇就可见到明清川鄂风格的土家建筑整齐排列在盐溪河两岸。 晚上七点左右，古镇主街上便会上演实景演艺节目《盐道往事》，当浑厚的盐工号子响起时，演员们便会悉数登场，再现当年“盐背子”踩着草鞋、手执打杵、穿着破旧麻衣，背送盐巴的艰辛生活。 我们今天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盐，在古代属于官家专营，统治阶级为了筹集收入，历朝历代对这一资源均进行竭力管控，并课以重税，盐税入价，导致盐价高昂，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盐成为一种奢侈品，古时有“三担米一斤盐”的说法，足见其价格之高。 然而统治者仅重视盐税，却忽略改进生产方式，使得盐的生产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属于“山泽之利”，如沿海地区的海水晒盐、四川及云南地区的凿井取盐等，这导致盐的产地较少，加之生产过程复杂，生产效率极低，运输方式又不便，使得盐变得异常珍贵，百姓食盐也变得相当困难，成为民生难题。 历史上，坪阡古镇为川盐入鄂的必经之地，因山高路远、森林茂密，统治力量较为薄弱，又与川东盐业基地大宁厂毗邻，不少盐商往来于此，从事“私盐”贩卖以谋生。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悬崖峭壁，依靠肩挑背扛，运出木耳、兽皮、黄连等大巴山土特产，运入鄂西北奇缺的生活必需品食盐。 纵观古代盐税历史，就是一部盐业专卖的发展史，也是利用民生产品搜刮百姓财富的历史。 盐税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齐国位于今山东省，具有临海的地理优势，是当时的渔盐之地。 管仲实行“官山海、正盐策”的举措，将山林海泽等资源收归国有，开启了盐业管制的先河。 通过垄断盐业经营利润，齐国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齐国开启的盐业管制制度，为后世所沿用，其主要重视的是控制盐业销售，依然允许民间自由生产，因此被称为“部分专卖制”。 汉初，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放松对工商业管制，允许商人自由生产经营盐铁，且只征轻税，盐业生产有所发展，诸侯和豪强也通过经营盐业，势力逐渐强大。 至汉武帝时期，因征伐匈奴，导致财政亏空，出现“用度不足”的危急状况，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采纳内务大臣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在产盐区设置盐官，国家开始垄断盐铁的生产经营，“笼天下盐铁”，将利税均收归国有。 在理财专家桑弘羊的主导和推动下，通过实施官营盐铁酒、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大幅增加了财政收入，保障了对外征战的巨额支出。 公元前82年，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召开，桑弘羊与贤良文学60余人，就盐铁官营政策的存废展开激烈辩论。 会议之后，官营政策有所收缩，但是盐铁国营等兴利之事，仍然予以保留。 隋朝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征收盐税。 唐朝初期，政府直接经营盐业生产的同时，允许私人经营盐业生产，经营形式比较多样，早期也遵循隋朝制度予以免税，这种政策促进了盐业发展，在保证必要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兼顾了百姓生活，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 安史之乱后，为增加财政收入，平原太守颜真卿实行了官府垄断销售的榷盐制，盐铁转运使第五琦将其在全国范围推行，盐户生产的盐必须全部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卖给消费者。 刘宴继任盐铁转运使后，完善了榷盐制，将商人引入盐业运销，实行“官商分利”模式，国家收购盐后，将其出售给盐商，由盐商再出售给消费者，相当于在国家管控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机制。 北宋后期，蔡京发明了引票制度，商人购买盐引后，凭“引票”领盐并在规定的场所进行销售。 “引票制”加强了对盐商的控制，是盐税制度走向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 元朝继承了宋朝的“引票制”，刚开始税率较低，此后逐年增加，导致盐价居高不下。 明朝除“引票制”外，还实行“开中法”（类似宋朝的“折中法”），明朝末期，开始实行“纲法”，让盐商直接与灶户（煮盐的盐户）交易，盐商成为世袭制。 明朝自开国后，没有加征盐税，盐价也一直比较稳定。 清朝盐税制度基本承袭明朝“纲法”，初期盐税规模不大，不少盐商凭借垄断食盐运销的经营特权，攫取了巨额利润，成为显赫一时的富商巨贾。 鸦片战争后，为偿付外债，盐税日益加重，至光绪末年已达3000万两左右。 小小一粒盐在古代却意味着财富和权力，甚至影响着历史王朝的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不再将盐视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而是将其作为民生消费品予以充分保障。 如今盐的生产工艺已经大幅进步，其价格低廉，可随处买卖，川鄂古盐道作为曾经物资、文化的交流之路也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