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性热爱佛教，这热忱从何而来？与当时的政策又有何种关联？ 在唐代,人们对佛教的接纳与融合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唐代开放包容的政策为佛教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太宗时期,佛教被用作缓和阶级矛盾、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武则天时期,下诏宣称“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从国家政策角度肯定佛教的地位,随即大量建庙立寺、凿窟雕像。 唐玄宗在位期间,开始推动三教并重，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佛教在唐代有了深厚的基础,许多具有佛教色彩的仪式往往经由政府举办,在街道上举行,一时满城士女都来观礼。 如贞观年间,玄奘西游十七年取佛经而归,回到长安时“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 显庆年间,皇上登临安福门楼,观看玄奘等高僧迎接御赐的慈恩寺碑文,“士女观者,填噎街衢”。 迎送佛骨的活动同样吸引了很多观礼的居民,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载:懿宗时期,“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到了僖宗时,佛骨将要归去法门寺,京城士女,都来送别。 这些观礼人群中无疑包含着信佛妇女,俨然可见唐代女性对于佛教的信仰之热忱。 除了上文中的持斋念佛、抄经造像等修行活动外,她们的脚步已经不局限在家门中,公共空间也由此被赋予宗教活动空间的属性。 作为传播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寺庙的功能日趋多样,长安、洛阳的佛寺面向广大世俗开放,其娱乐教化功能尤为凸显,时常举办俗讲活动。 如“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寥寥数笔记下了深受长安居民欢迎的俗讲活动。 俗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统治阶层的支持,在风雨飘摇、帝国红日西沉的唐朝末年,依旧会有诗人提及往昔“讲经旧说倾朝听,登殿曾闻降辇迎”的盛况。 俗讲的内容以佛经经典为主,通俗易懂,颇受百姓欢迎。 《太平广记》中有一则“樱桃青衣”的故事,主人公便是在僧人的讲经声中登场,天宝初年范阳卢生在佛舍中听僧人的俗讲,与提着一篮樱桃的一名青衣少女相遇。 这里的青衣就是后文中接引卢生的女子,由此可见,当时的俗讲对世俗男女俱是广开方便之门。 佛诞节和盂兰盆节是佛寺举办的与民众息息相关的节日庆典,世俗化特征尤为明显。 佛诞节是为纪念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北魏时期已形成一定规模,当天各大佛寺都会有盛大的浴佛活动,《洛阳伽蓝记》载宗圣寺“市井皆空……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 到了佛教高度世俗化的唐朝,佛诞节更是兴盛。 玄宗时期颁布了佛诞节休假的规定,《唐会要》卷50《杂记》载:“五载二月十三日太清宫使、门下侍郎陈希烈奏:‘大圣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请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从之”。 这使得官民可以投身到佛诞节的活动中来。 在庆典活动中,僧众诵经讲法,信众向寺庙进行布施,虔诚拜佛,瞻仰观礼。 盂兰盆节是佛教徒为了超度逝去的历代亲属而举行的节日,与慎终追远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在唐朝久盛不衰。 唐高宗时,长安的西明寺、慈恩寺每年都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举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 直到会昌年间,仍旧是“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 上至官府皇室下至民间百姓,除提供供养物品外,男女老少倾城观礼,盂兰盆节成了各阶层民众共同参与的盛典。 佛诞节庆生,加强着民众们的信仰;盂兰盆节悼亡,践行着信徒们的孝道。 一生一死,正如轮回，信佛的妇女们走出了家门,在街道上迎送佛骨、佛经的马蹄声中,在寺院里连说带唱讲述因果报应的佛经故事中,在两大节日的庄严肃穆中,表达着对佛教信仰的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