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陈景润毕业后分到北京四中教书，学校却因口齿不清辞退他。之后他摆摊租书，艰难度日。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让他得到了去厦门大学工作的机会。 一纸厦大聘书递到书摊前时，陈景润掐着手臂确认不是梦境。 这位刚被北京四中辞退的落魄书生不会想到，五年后自己将在三平方米的厕所里解开百年数学难题。 1953年秋，北京四中数学组办公室内，陈景润攥着教案的手指关节发白，额头渗出细密汗珠。 教室传来的喧闹声像针扎进耳膜，这位厦门大学的高材生已被禁止登台授课三个月。 福建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让学生频频投诉“听不懂”，家长联名要求换人。最终校方将他调离讲台，仅负责批改作业。 更深的困境接踵而至。 北京干燥的冬季诱发陈景润的肺结核旧疾，一年内住院六次。当他再次咳着血沫请假时，校长递来一纸停职通知：“先回家养病吧。” 没有薪资，没有归期。 回到福州老家，父亲陈元俊望着咳喘的儿子连连叹息。为糊口，陈景润用木板车推着藏书走上街头。 书摊支在闹市转角，招牌上“租书一日三分”的字迹被雨水洇得模糊。孩子们蹲在摊前翻看连环画，他却埋头演算数学题，直到暮色吞没纸页上的公式。 而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55年。 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赴京参会之际，偶遇北京四中校长，对方半开玩笑道：“贵校培育的高材生，竟连课都讲不了啊！”” 闻听陈景润之近况，王亚南立马起身，急切问道：“他在何处？”“我定要见他！” 这位校长因捐献《资本论》译著稿费助学而闻名，他始终铭记着那个特殊的学生。 在厦大就读期间，陈景润为求解一道题于暴雨中踽踽独行，竟浑然不觉衣衫尽湿；为钻研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他把砖头厚的典籍拆成单页，缝入衣袋。 王亚南连夜致信福建方面：“速邀陈景润返校任职！””当陈父举着信冲进书摊时，租书的孩童看见摊主突然掩面痛哭，油渍斑驳的数学书上，泪滴晕开了墨迹。 重回厦大，陈景润的“书房”是图书馆角落的水泥地。 身为资料员，他每天整理完文献就席地而坐，在借书卡背面演算。为彻底攻克华罗庚著作中的“他利问题”，他独创“拆书研读法”。 将《堆垒素数论》拆解重装三十余遍，书页边缘写满蝇头小字。 王亚南巡查图书馆，发现陈景润蜷在书架后睡着了，怀里紧抱的草稿纸堆成小山。 馆长低声解释：“他总说闭馆后安静，常熬到天亮...” 王亚南脱下大衣盖在学生身上，留下一句话：“华罗庚也是从图书管理员起步的。” 1956年，陈景润的论文《塔内问题》轰动数学界。 他在华罗庚经典理论中发现疏漏并给出更优解，被学界誉为“敲开了堆垒素数论的新门径”。论文辗转送到中科院，华罗庚拍案惊叹：“此人非来不可！” 1957年，当陈景润迈进中科院数学所之时，更为严峻的挑战横亘于前。 四人宿舍的嘈杂让他彻夜难安，最终鼓起勇气与室友协商：“能否把厕所让给我？” 在同事的哄笑声里，他一脸认真地解释道：“那儿可以锁门。”” 于是三平米的厕所成了研究室：灯泡悬在头顶既当光源又作暖炉，床板竖放变成书柜，每月20元生活费全换成馒头和参须。 正是在这间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狭小斗室之中，他毅然向“华林问题”发起冲锋。 希尔伯特、哈代等大师皆受此难题困扰，即需证明：每个正整数皆可表述为特定次幂的整数之和。 陈景润将前人成果拆解重构，用两年时间完成《华林问题g(5)的估计》，填补了数论史空白。 当所长华罗庚将发表通知递给他时，陈景润正用搪瓷缸煮参须，热气蒸腾中，他忽然说：“这里比书摊暖和多了。” 而陈景润真正的巅峰时刻是在十年后来临。 1964年，陈景润搬到数学所里被废弃的锅炉房作为自己的栖息地。在六平米的空间内，一角被烟囱占据，床边架着断腿板凳权当书桌。 窗外“文革”浪潮汹涌，他却在泛黄的稿纸上构筑“哥德巴赫猜想”的堡垒。 1966年《科学通报》刊登论文纲要时，他特意将稿费换成硬通货埋进床底，因为童年饥馑的记忆让他始终缺乏安全感。 直至1973年《中国科学》发表完整证明，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将之命名为“陈氏定理”后，他才取出存款捐给希望工程。 当年王亚南所说的“图书馆就是你的讲台”，改变的又岂止是陈景润的命运呢？ 2018年，国际小行星中心把第7681号小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而“7681”恰为素数，在数论中颇为著名。 而那颗星辰最初燃亮的时刻，是福州街头书摊前颤抖着展开聘书的瞬间。 “天才需要两把钥匙：一把开启智慧，一把打开囚笼。” 王亚南用后者解放了困于市井的数学之魂，而陈景润用余生证明：所有颠簸的来路，终将成为照亮星空的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