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伊朗强人内贾德一直不能被重用，原来他跟哈梅内伊不是一个民族的，也就是说在伊朗的政治派系里，内贾德因为民族身份的问题，注定无法得到重用。
伊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波斯族占66%，阿塞拜疆族占25%，还有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等少数民族。
哈梅内伊虽然是阿塞拜疆族，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在民族，而在宗教。他出身于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的宗教世家，1989年成为最高领袖后，通过整合教士集团、革命卫队和保守派势力巩固了地位。
反观内贾德，他虽然是波斯族，但母系有阿拉伯血统，这种混合背景在伊朗政治中并不罕见。
更重要的是，伊朗的政治体制是政教合一，宗教领袖的地位高于民族身份。哈梅内伊作为“教法学家治国”原则的代表，更关注派系平衡和政权稳定，而非民族出身。
从历史上看，伊朗的统治阶层从来不是单一民族的天下。巴列维王朝的末代王后法拉赫就是阿塞拜疆族，而伊斯兰革命后的多位总统如拉夫桑贾尼、鲁哈尼都是波斯族。
内贾德的前任哈塔米也是波斯族，却能与哈梅内伊合作。这说明，民族身份在伊朗政治中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真正重要的是对最高领袖的忠诚和对政权核心利益的维护。
内贾德2005年当选总统时，凭借民粹主义口号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他提出“把石油收入放进百姓口袋”的口号，大幅增加社会福利，短期内确实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
但这种重分配轻生产的经济政策，导致伊朗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石油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70%以上，而制造业和农业发展滞后。
更糟糕的是，内贾德的激进外交政策招致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2012年欧盟实施石油禁运后，伊朗石油出口量暴跌60%，经济陷入严重危机。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40%，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在内贾德的第二任期，伊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边缘。2017年底，全国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民众高呼“面包、工作、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内贾德政府。
哈梅内伊虽然在选举中支持内贾德，但面对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不得不调整策略。他开始扶持务实派人物，如现任总统莱希，以修复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缓解制裁压力。内贾德的经济失败让他失去了民众支持，也让哈梅内伊意识到他不再是可靠的政治盟友。
伊朗的政治体制也是不一样的：最高领袖掌握绝对权力，总统负责日常行政。内贾德在任期间，试图扩大总统职权，挑战最高领袖的权威。
他公开批评保守派控制的议会和司法系统，甚至绕过哈梅内伊直接任命官员。这种行为触怒了哈梅内伊，因为在伊朗的政治文化中，最高领袖的权威不容置疑。
2009年的总统选举成为转折点。内贾德以压倒性优势连任，但选举结果引发大规模抗议，被称为“绿色革命”。抗议者指控选举舞弊，要求重新计票。
哈梅内伊果断支持内贾德，下令镇压抗议活动，导致数百人死亡。这场危机暴露了内贾德政权的脆弱性，也让哈梅内伊意识到，内贾德的激进政策正在撕裂社会，威胁政权稳定。此后，哈梅内伊开始逐步削弱内贾德的影响力，扶持更稳健的政治人物。
伊朗政坛主要分为保守派、改革派和务实派。内贾德属于保守派中的强硬派，主张对抗西方、坚持核计划。而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需要平衡各派利益。
在核问题上，哈梅内伊倾向于灵活策略，既保持核能力，又避免与西方全面对抗。内贾德的强硬立场与哈梅内伊的战略不符，导致两人在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加深。
2013年鲁哈尼当选总统后，哈梅内伊支持他与西方谈判，最终达成伊核协议。这一政策调整标志着务实派崛起，保守派失势。内贾德作为强硬派代表，自然被边缘化。
2017年内贾德试图再次竞选总统，但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资格。此后，他逐渐淡出政坛，甚至一度被软禁。这种结局，与其说是民族问题，不如说是派系斗争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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