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初，在北平住院的杜聿明准备割去的左肾，戴笠突然前来探望。当时的戴笠非常的忙，怎么有空来看杜聿明呢？ 不久前，“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住进了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准备接受一场“切除左肾”的大手术。对杜聿明而言，这个手术是不得不做的，因为严重的病情，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日常活动。 而此时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正在平津一带活动，忙得不可开交。抗战胜利后，一方面，军统需要在各大城市展开接收工作，抢占资产，争夺“胜利过程”；另一方面，老蒋还给了戴笠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肃奸”。 3月13日，戴笠带着几个亲信来到天津，这时，军统东北督查室主任文强发来密电，说杜聿明已入住中和医院，准备在近期做手术。 戴笠得知后，在忙完天津的事务后，在15日来到北平，期间抽空去看望了杜聿明。 杜聿明和戴笠交集不多，但彼此没有恶感。尽管不少国军的黄埔将领，对军统很反感，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杜聿明，在表面上和军统维持着友好的关系。比如，在1945年春，杜聿明身兼昆明防守总司令、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时，戴笠派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拿着戴笠的亲笔信去昆明求见杜聿明。 戴笠在信中大意是，军统局有一批美援物资运到了昆明，希望杜聿明行个方便，协助将其运到重庆的军统局本部。杜聿明看了信后，欣然应允，不仅满口答应运送军需物资，更是亲自操办，还设宴为沈醉接风。 沈醉办完事回去后，戴笠说：“还是杜光亭会做人，有些黄埔一期的将领，鼻孔朝天，根本不把我这个六期生的放在眼里。” 此次戴笠前往北平，表面上看是专程探望杜聿明，拉一下两人的关系，实际上也有着多方面的考量。 从私人角度而言，戴笠对杜聿明有好感，既然到了北平，又恰逢杜聿明要做手术，自然没有不去探望的道理。 从深一步的角度来看，杜聿明指挥东北二十多万国军主力，此时在国军的黄埔一期生中，风头仅次于胡宗南。戴笠希望通过探望杜聿明，进一步加强两人的联系，以便军统在东北地区开展工作时能得到支持与配合。 戴笠赶到中和医院后径直走进杜聿明的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略显憔悴的杜聿明，戴笠的眼神中流露出关切之情，他快步走到床边，紧紧握住杜聿明的手，说道：“杜长官，你这是怎么搞的，怎么病得这么严重？” 杜聿明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戴局长劳你费心了，这肾病拖了好久，实在没办法，只能手术了。” 戴笠皱了皱眉头，关切地询问起杜聿明的病情和手术安排。当听说主刀医生是知名的专家谢元甫时，戴笠的第一反应就是追问这位专家的年纪及经验，生怕影响手术的成功率。 当得知谢元甫已逾六旬时，戴笠立刻皱起眉头，连声摇头：“不行不行，外科医生不能太老，手脚迟缓，难以把控手术。” 戴笠反复向杜聿明解释自己的担心，甚至拿出自己之前曾接受一位年老医师手术后不适的亲身经历。 最后，戴笠直言不讳地告诉杜聿明，一定要另找一位精力充沛、技术超群的专家主刀，才能放心。 杜聿明见戴笠如此上心关切，不禁有些犹豫。毕竟这已经与谢元甫约定明天就动刀了，临时换人未免有失礼数。但见戴笠铁了心要亲自拜访谢医生把关，以决定是否需要更换主刀医生，杜聿明只好听之任之。 当晚，戴笠带着几个亲自来找谢元甫。当时军统在北平一带大肆活动，手段强硬，名声在外，谢家人见有人半夜三更来访，且气势汹汹，担忧之下，打电话求助杜聿明。 经杜聿明告知，这是戴笠前来拜访，并无恶意，谢家人这才放下心来。接下来，戴笠与谢元甫就手术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一直谈到深夜。在详细了解了谢元甫的手术方案和丰富经验后，戴笠才稍稍放下心来，同意由谢元甫为杜聿明主刀手术。 其实，戴笠此次北平之行，探望杜聿明只是捎带的，他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戴笠在北平秘密召见了军统在华北地区的一些骨干成员，布置了情报搜集和破坏任务。 同时，戴笠还对北平地区的军统特务在肃奸过程中的贪污行为进行了调查和整顿，其中就牵扯到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 交代完事情后，戴笠决定先去南京，再转而去重庆。临行前，戴笠再次来到医院，看望做完手术、仍在康复中的杜聿明。 杜聿明想不到的是，这是他和戴笠这个特务头子的最后一次见面。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附近坠毁，一代特务头子就此殒命。 戴笠死后，引发连锁反应，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对非军统元老、“半路出家”的文强看不顺眼，但在杜聿明的撑腰下，文强这个“督查室主任”，干得倒也算“风生水起”。 1947年9月，陈诚取掉熊式辉，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丢掉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一职，闲住在上海“养病”。杜聿明失势后，文强也脱离军统系统，去湖南投奔了湘军元老程潜。 陈诚对军统向来没有好感，他到东北后，保密局的活动大受限制，而着也是军统衰亡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