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男子诉称，以7400元的价格联系了一名女子担任商业活动主持，支付尾款时

陕西西安，男子诉称，以7400元的价格联系了一名女子担任商业活动主持，支付尾款时处于醉酒状态误把5000元当成500元，再次转款时，出于对女子的信任将手机交给对方，对方直接转成了450000元。男子表示自己发现后，多次要求女子返还，遭拒后报警未果的情况下成诉。女子：“45万元是强行发生关系的补偿！” 2025年4月的一个清晨，西安市民王某睁开惺忪的睡眼，习惯性地查看手机。当他打开手机银行，看到账户余额时，整个人顿时清醒了。昨晚那笔本应是5000元的转账，此时赫然显示的却是450000元。这个发现让他立即回想起前一天晚上的种种细节。 王某是西安本地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负责人，经常需要策划和执行各类商业演出活动。在业内摸爬滚打多年，他结识了不少优秀的主持人，其中就包括这次事件的另一位主角——杨某。作为一名资深主持人，杨某在西安本地文化圈有着不错的口碑，她沉稳大方的台风和专业的主持技巧，让她成为许多商业活动的首选主持人。 这种合作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每次活动结束后，王某都会按时支付酬劳，而杨某也总能交付令人满意的工作成果。正是这种长期的良性互动，让双方建立起了相当程度的信任。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种工作伙伴关系。 今年4月初，王某再次联系杨某，邀请她担任一场商业活动的主持人。双方很快就酬劳问题达成了一致：总价7400元，先付2400元定金，活动结束后支付剩余的5000元。这样的价格在当地市场来说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笔合理的交易。 活动当天，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杨某和往常一样，以专业的表现完成了主持工作。然而，谁也没想到，在活动结束后的付款环节，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当晚，王某在饭局上喝了不少酒，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他先是向杨某转了5000元尾款，但由于酒精的影响，他误以为自己只转了500元。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某试图再次转账时发现微信钱包余额不足。出于多年合作建立的信任，他做了一个日后追悔莫及的决定：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杨某，让她通过手机银行自行操作转账。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那笔450000元的巨额转账。 这笔数额惊人的转账，不仅打破了双方多年来建立的信任关系，更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法律纠纷。原本简单的商业合作，就此演变成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案件，让人不禁感叹，一时疏忽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回顾整个事件的开端，我们不难发现，除了酒后误操作这个直接原因外，过度信任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提醒我们，即便是相识多年的合作伙伴，在涉及资金往来时，也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和理性判断。 发现巨额转账后，王某立即联系杨某要求退还超额转账的款项。起初，杨某在微信对话中表示同意退还，但随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这种态度的转变让王某倍感困惑，也让这起单纯的转账差错逐渐演变为一场复杂的纠纷。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王某选择向警方报案。然而，当地警方并未对此案进行立案处理。走投无路之下，王某将杨某诉至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返还这笔巨额转账。在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王某向法院提供了完整的转账凭证和微信聊天记录。这些证据显示，事发当晚的转账确实存在明显的金额差错。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事发后的数日内，双方的微信对话仍在继续。其中，杨某还在讨论购买化妆品的事宜，而王某也表示可以用之前转过去的钱直接支付。这些细节似乎都在佐证着这笔45万元转账确实是一个意外。 然而，杨某的说法则完全不同。她在法庭上提出，这笔45万元转账实际上是一笔＂补偿金＂。根据她的陈述，事发当晚在酒店房间内发生了严重的违法行为，这笔转账是王某为阻止她报警而支付的补偿。她还表示，由于警方未立案，她已经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审查。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法院需要仔细权衡各方提供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在本案中，虽然杨某提出了严重的指控，但她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说法。相反，现有的证据链更倾向于支持王某的陈述。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到，事发后双方的微信对话内容与杨某的指控存在明显矛盾。如果真如杨某所说发生了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事后的对话内容就显得格外不合常理。此外，警方未对杨某的报案进行立案，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对其陈述的采信。 最终，法院认定杨某构成不当得利。考虑到双方在微信对话中确实约定了一笔17887.24元的化妆品费用，法院作出判决：杨某应当向王某返还432112.76元。这个金额是在45万元中扣除化妆品费用后的余额。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体现了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时的严谨态度。法官需要在双方对立的说法中，通过客观证据寻找真相。同时，这个案例也再次提醒人们，在进行资金往来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谨慎行事，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