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姨在姨夫去世之后，去北京给一个老头做钟点工。就是上午打扫卫生，做顿中午饭。老

我大姨在姨夫去世之后，去北京给一个老头做钟点工。就是上午打扫卫生，做顿中午饭。老头退休的，退休金一个月八千多。他和儿女看大姨利索爽快，就有意想让大姨和老头做个伴，不领证结婚。 第一次听大姨说起这事时，她正坐在我家院子里择菜，指甲缝里还沾着北京胡同里的泥。“说是做伴，其实就是找个免费保姆。”她把蔫了的菜叶扔进竹篮，嘴角扯出个苦笑，“每天得伺候他吃饭、洗衣服，连降压药都得按时喂到嘴边。”可那双常年劳作的手，却不自觉摩挲着衣角，像是在犹豫什么。 没想到，半个月后大姨真的搬进了老头家。那是个带小花园的四合院，石榴树底下摆着藤椅。老头姓周，总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文绉绉的。儿女们偶尔来探望，见大姨把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饭桌上顿顿有四菜一汤，笑得比见了亲妈还热络：“姨，以后爸就托付给您了！” 起初，大姨觉得日子还算安稳。周老头会把退休金卡交给她管，逢年过节还塞个红包。可渐渐的，不对劲的地方就冒出来了。周老头开始嫌弃饭菜口味，不是嫌盐放多了，就是说青菜炒老了；半夜两点非要喝现磨的豆浆，否则就拍着床板骂人。最让大姨寒心的是，有次她重感冒发烧，周老头却冷着脸：“这点小病就偷懒？我花钱可不是请个病秧子。” 更糟糕的是，周家人的算盘越打越精。女儿把换季的衣服成箱往老宅送，说是“给阿姨添几件好衣裳”，实则全是穿过的旧物；儿子带着媳妇孩子来蹭饭，吃完一抹嘴就走，还挑剔碗筷没消毒。大姨偷偷给我妈打电话时，背景音里传来周老头的怒吼：“水池子没擦干净，你是瞎子吗？” 去年冬天，周老头突发脑梗住院。大姨衣不解带地在病床前伺候了半个月，端屎端尿、擦洗翻身，累得直不起腰。可等老头病情好转，儿女们却突然变了脸。大儿子把大姨叫到病房外，皮笑肉不笑地说：“姨，我爸这病以后离不开人照顾，您看，要不就签个长期协议？工资嘛，两千块一个月，包吃住。” “两千？”大姨攥着衣角的手直哆嗦，“以前不是说......”“以前是以前。”女儿插话道，涂着红指甲的手轻轻晃着，“现在我爸生活不能自理，您照顾他也是应该的。再说了，您一个农村老太太，上哪找这么好的差事？” 大姨回出租屋收拾行李时，在床底下发现个存折，是这些年攒下的辛苦钱。可密码锁得死死的，户主栏写着周老头的名字。她红着眼眶给我打电话：“丫头，快帮大姨查查，这钱我能要回来不？” 我陪着大姨去找律师，才知道这种没领证的“搭伙过日子”，法律根本不保护。周家人得知消息后，竟跑到出租屋大闹，说大姨偷了存折。周老头坐在轮椅上，扯着嗓子喊：“白眼狼！我供你吃供你住，现在想卷钱跑？”大姨气得浑身发抖，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摔在地上——那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天的花销，连买棵白菜都标得清清楚楚。 事情闹到派出所，最后存折被冻结，大姨一分钱没拿到。临走那天，她站在四合院门口，望着那棵结满冰棱的石榴树发呆。周老头的女儿从车里探出头，扔出个塑料袋：“这些旧衣服你拿走吧，好歹照顾我爸一场。”大姨没接，任由北风把袋子吹得七零八落。 如今，大姨又回到了老家，在镇上的超市当理货员。上个月我去看她，见她床头摆着张全家福，是姨夫在世时拍的。“还是自家炕头睡着踏实。”她给我倒了杯热水，杯沿冒着袅袅热气，“那些城里人啊，把算盘珠子都打到人心窝子里去了。”窗外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大姨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却比在北京时挺直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