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6年冬，周作人站在南京高等法院的被告席上，他因在抗战期间担任伪政权职务，被国民政府以“文化汉奸”罪名起诉。 检方列出多项证据，包括他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参与伪华北教育总署文化活动，以及多次为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政策站台，经过几次审理，法院宣判他死刑。 消息传出后，引起文化界震动，一些旧友如胡适、蒋梦麟、俞平伯等，接连上书申述，请求减轻处罚，他们提供证词，认为周作人在战时曾尽力保存北大校产，也并未直接参与危害同胞的暴行。 最终，法院采纳部分证言，将死刑改为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公权十年，周作人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周作人与鲁迅是同胞兄弟，两人早年一起赴日本留学，阅读西方经典，1909年前后，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影响，娶了日本女性羽太信子为妻，生活起居多仰赖日式方式。 他曾研究日本民俗和食文化，对明治文学也有涉猎，回国后，他与鲁迅在北京共事多年，参与新文化运动，翻译希腊文学，主张白话文，两人一度并称文坛双璧，但因家庭矛盾、政治分歧，最终断绝来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陷落，大多数高校南迁，许多文人离开沦陷区，周作人留在北平，他自述原因包括母亲年迈、子女需照顾、经济困难等。 他拒绝胡适劝其南下的信函，但在随后日本方面邀请他参与“更生文化建设”会议时，未能坚持初衷。 1938年起，他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升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任内发表文章，多次出席文化活动，曾访问日本，这些行为被视为替日军文化统治提供帮助。 1939年1月，一起未遂刺杀事件发生，三名抗日人士以学生身份拜访周作人，其中一人开枪，但子弹未击中要害。 此后，日方派宪兵进驻其住宅，实施“保护”，他的行动受控，但仍继续在伪机关任职，他在日军文化系统中地位逐渐上升，却也因此更难自拔。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周作人被捕，随即关押至南京，等待审判，他在狱中常写旧体诗，情绪低落，1946年秋天，被判十四年徒刑，次年复审改为十年。 他患病多年，在狱中申请“安乐死”未果，1949年1月，因国共和谈释囚政策，他获得保外就医资格，临出狱前，他曾与多位亲友商议去向。 台湾方面通过旧学生传信，表示可安排生活起居，甚至在北投准备好住宅，台湾文教界也有人愿资助他重新开始。 出狱几天后，周作人陷入长时间沉思，他没有立即动身，而是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原本想写给毛泽东，后考虑到事务繁忙，改写给周恩来。 信中约六千字，详述自己早年反礼教思想，强调并无加害同胞之举，他承认在日伪任职是不当行为，但坚称出于被迫与无奈，这封信辗转送至胡乔木手中，由其转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阅信后批示称：“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没有多言，只是一句评语，却决定了周作人后半生的归宿。 此后，他被安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特约翻译，专注于古希腊文学，出版社为他每月支付二百元预支稿费，维持基本生活。 他翻译的《伊索寓言》《希腊神话》等，出版后颇受关注，周作人从不出席公众活动，也不接受采访，只在稿纸上沉默劳动。 从1949年至去世，他几乎未再涉足政治，没有荣誉加身，没有公开职位，也没有主动洗白，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时代定性，只能靠手中的语言苟延残名，他不再写散文，拒绝为自己辩解。 翻译成了他在历史夹缝中唯一可依托的工作，到1967年病逝时，他身边亲人不多，鲁迅之子周海婴拒绝参加葬礼，媒体几乎无报道。 他的一生，始于新文化，沉于伪政权，终于书桌与词典之间，那句“养起来”的评语，虽非宽恕，却成了他能活下来的唯一通道。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光明网——警惕有关八道湾十一号的“偏听偏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