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可当她得知画中人是谁后，当场痛哭流涕。 俞氏这位标准的旧式贤妻，脸上永远挂着得体而疏离的微笑，仿佛一个精致的人偶。她与李叔同成婚数年，育有二子，日子平静如水，从未有过一丝涟漪。 当李叔同从日本归来带回的不仅仅是满身的洋气和新思想，还有这幅惊世骇俗的油画。那大胆的笔触，明亮的色彩，以及画中女子舒展的身体和眼波流转间的风情，这对俞氏来说是一种冒犯，一种让她浑身发冷的挑衅。 她不懂艺术，但她懂男人。她能从丈夫凝视那幅画的眼神里，读出一种她从未得到过的东西，滚烫的、毫无保留的爱意。 终于，她知道了画中人不是什么不知名的模特，而是丈夫在日本另娶的爱人，那个名叫诚子的日本女子。那一刻，所有的伪装都崩塌了。 她不再是那个端庄的李家三少奶奶，只是一个被彻底抛弃的妻子。她放声痛哭，为自己这名存实亡的婚姻，也为那画中人夺走的、自己从未拥有过的丈夫的心。 哭完，她擦干眼泪，依旧是那个沉默的贤妻，只是从此那幅画成了她心口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 这幅画的背后是李叔同人生中最绚烂也最短暂的一段时光。 李叔同生于天津巨富之家，父亲是进士出身的富商，可他的母亲却只是个妾室。这层身份让他在那个讲究门第的大家族里，从小就品尝到一种微妙的疏离感。 1905年与他感情最深的母亲溘然长逝，巨大的悲痛让他对这个封建家庭再无留恋。办完丧事，他将妻儿托付给兄长，毅然决然地东渡日本。 在日本他像换了一个人。剪掉辫子，穿上西装，一头扎进西方艺术的海洋。他创办话剧社春柳社，自导自演《茶花女》，他主编音乐杂志，用五线谱作曲，是中国学堂乐歌的先驱。 就是在这样激情澎湃的创作欲中，他遇见了诚子。她是他画室窗前一闪而过的风景，眼如秋水，动人心魄。 他邀请她做模特，从素描到油画，从着衣到一丝不挂，在艺术的升华中，两颗年轻的心不可避免地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那幅让俞氏心碎的画正是他们爱情最炽热阶段的见证，画里的每一笔都倾注了李叔同的爱与才情。对诚子而言这是爱情的结晶，对李叔同而言这既是艺术的杰作，也是他内心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宣言。 他爱上了诚子，并在她母亲同意后与她结为夫妻。他没有将这份爱情藏着掖着，将它挂在了天津的家中，任由它刺痛所有人的眼睛。 他或许是想用这种方式，对那个让他感到压抑的旧家庭进行一次无声的反抗，却未曾想，这反抗最直接的受害者是那个无辜的、被他遗忘在家中的妻子俞氏。 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李叔同。他的人生正如他的挚友夏丏尊和学生丰子恺所说，是认真的。做翩翩公子时，他纵情声色，做得像模像样，做艺术家时，他才华横溢，样样做到顶尖。 当人们以为他会在艺术教育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时，他却又以同样的认真，走向了另一个极致。 丰子恺曾用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解释老师的出家：人生好比三层楼，多数人满足于一楼的物质生活，少数人登上二楼，追求学术文艺的精神生活。 而李叔同这样人生欲极强的人，二楼还不够，他必须登上三楼，去探求灵魂的究竟，那就是宗教。那幅画代表着他人生的二楼已经抵达了巅峰，绚烂之极，下一步便是归于平淡。 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正式剃度出家，法号弘一。他舍弃了世间的一切，包括他曾为之痴狂的艺术，也包括他曾深爱过的女人。 这一次的告别比挂画更为决绝。当诚子抱着孩子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杭州，希望能挽回丈夫时，他连寺门都未让她踏入。 西湖的薄雾里，两舟相向，她哭着问他什么是爱，他平静地回答：“爱，就是慈悲。”他将手腕上的表递给她作为最后的纪念，然后决然离去，任凭哭声在身后渐行渐远。 那个曾经用画笔描摹她每一寸肌肤的男人，如今连多看她和孩子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他要斩断的是尘缘是俗念，是为了成全他心中那条更艰难、更永恒的佛道。 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只有一代律宗大师弘一。他以最严苛的戒律修行，粗茶淡饭，布衣芒鞋，慈悲众生。晚年，他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为自己传奇的一生画上句点。 信息来源：钱江晚报《晚潮｜弘一法师与鲁迅的“情渡”》 群学书院《半世风流半世空，世间再无李叔同》 北京日报《长亭古道未远 犹见天心月圆：读汪兆骞先生《李叔同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