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歌手张明敏得知我国举办亚运会的经费，还差了6亿的缺口时，毅然决然的卖掉了自己的车房，并且还做了一件至今都无人超越的壮举，将所有资金都捐献给了国家。 张明敏，1956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家庭，家里没啥背景，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年轻时没想着当歌手，而是在九龙一家电子表厂干活，每天在流水线上组装手表零件，手指头都磨出了老茧。厂里机器轰隆作响，空气里全是金属味儿，他一天得装好几百个表带，工资刚够付房租，生活简单得像白开水。没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工人其实爱唱歌，晚上常躲在出租屋里，借把旧吉他自弹自唱，练得嗓子都哑了。 1984年，机会砸到他头上。央视春晚邀请他上台表演，他带着一身借来的中山装，站上了全国观众的舞台。一曲《我的中国心》唱完，电视机前的观众眼泪哗哗流，他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全国。那年他28岁，第一次尝到了成名的滋味。可好景不长，回到香港后，麻烦来了。因为这首歌太爱国，当地有些人不买账，录音棚直接撕了合同，商演邀约也全泡汤。有个经纪人甚至当面甩下话，说这种歌在香港没市场。 张明敏没跟人吵，也没抱怨。他默默收拾东西，回到表厂，继续干老本行。流水线上的工友只知道他手脚麻利，谁也没想到，这个每天埋头干活的家伙刚上过春晚。他还是照常上班，低头拧螺丝，午饭吃几口冷饭，空闲时翻翻旧乐谱，像没事人一样。那段时间，他的生活跟普通工人没两样，可心里那股对音乐和国家的热爱，从没熄过。这份韧劲，也为他后来的惊人举动埋下了伏笔。 1988年，张明敏在收音机里听到一条新闻：国家要办1990年北京亚运会，可经费缺口高达6个亿。这消息像根针，扎进了他的心。他没多想，立马行动起来。先是退了租来的房子，把老婆孩子送到母亲住的老平房里。接着，他把自己在西环的房子挂出去卖。那房子有个能看到海的窗户，地产中介估价80万港元，可因为还背着贷款，到手只有30万。他把钱塞进一个旧布包，又拿上老婆的订婚金链和一块旧手表，踏上了北上的路。 他租了辆破大巴，车身刷上“为亚运，唱中国”的红字，开始在全国巡演。第一站在佛山一个工人文化宫，票价定得低得不行，才3毛5。演出前他自己贴海报，风一吹，半张纸就飞了，弄得他手忙脚乱。场子不大，来的观众也就百来号人，主办方急得直叹气，说连电费都赚不回来。可张明敏一点没在意，站上台就开唱。唱到《我的中国心》时，前排有个穿旧工装的大爷哭得像个孩子，散场后硬塞给他5块钱，说儿子在当兵，听到这歌像听到家里的声音。 巡演一共跑了154场，全国南北都去了。大巴车开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油费和盒饭钱像流水一样花。票价后来涨到3块5，有人嘀咕他借爱国赚钱。郑州一场演出前，票窗口的玻璃被人砸了，碎了一地。他没生气，还笑着说，说明观众在乎票价，往后少唱几首得了。鞍山那场更惨，露天演出碰上大雨，电断了，他站在台上淋得透湿，硬是用嗓子唱完了全场。观众点起几百根火柴，火光在雨里晃，像给他打气。 一年下来，巡演赚了120万人民币，加上卖房子的30万港元，他把所有钱换成汇票。1989年冬，北京下着雪，他穿着薄外套，把汇票交到亚运组委会。信封被他攥得有点潮，工作人员接过去时，手都抖了一下。这笔钱，成了亚运会筹款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张明敏的名字，成了那年最暖心的注脚。 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张明敏在家抱着3岁的儿子看电视，屏幕上场馆亮堂堂，观众齐唱《亚洲雄风》。他指着电视说，这里面有爸爸的一份力。孩子懵懵懂懂地点头。那会儿，香港的唱片公司又找上门，想签他回去唱歌。可他没急着回舞台，而是开了家文化公司，卖民族乐器，想把中国的音乐文化推出去。结果生意不好做，半年就赔光了积蓄。仓库里堆满卖不掉的二胡，他只能把租约退了，搬空时一个人蹲在墙角，烟盒上写满欠债的数字。 后来，朋友介绍他去深圳一家电子厂当顾问。厂里全是年轻工人，大多从四川贵州来的小姑娘，每天在流水线上焊电路板。工间休息时，她们爱哼几句歌，张明敏就教她们怎么发声，护着嗓子。工人们乐呵呵地叫他“张老师”，没人知道他当年在香港红馆开过独唱会。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上，《我的中国心》作为背景乐响起。他在家教7岁的儿子认乐谱，孩子突然问，当年唱这歌被人挤兑，值不值。他笑着摸摸孩子的头，说种树的人从来不问能不能自己乘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