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浙江一地主的妻子难产2天生下一名男孩，地主并没有高兴，转头就将孩子抛弃了，谁曾想多年后，这个孩子成了著名诗人。 在那个时代，养活孩子是不容易的。 就连女人生产，都是一件可能会危及生命的事情。 然而，当这个地主老婆生完孩子后，竟然把这个孩子扔了。 没人知道，这个孩子今后会经历什么？ 1910年的一个寒夜，浙江蒋村的地主蒋忠樽家的深宅大院里，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夫人楼仙筹痛苦的呻吟已持续了两天两夜，接生婆几近虚脱。 当婴儿微弱的啼哭声最终穿透疲惫的死寂，换来的不是新生的喜悦，而是男主人蒋忠樽铁青的面色与算命先生一句冰冷的谶语，“此子克父克母”。 几乎在襁褓裹紧的瞬间，这个承载着不祥标签的男婴，就被亲生父亲抱离了母亲。 最终，这个孩子被连夜送往村中贫苦农妇大叶荷的茅屋。 这个连名字都尚未拥有的弃儿，就是日后震动中国文坛的诗人艾青。 农妇大叶荷，村里人依方言唤她“大叶荷”，命途多舛。 连嫁两夫，身边围着五个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亲生骨肉。 面对地主家深夜塞来的这个烫手山芋，看着襁褓中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她心头像压了一块巨石。 地主丢下的少许口粮钱，远不足养活两张嗷嗷待哺的小嘴。 在生存与伦理的残酷夹缝中，这位目不识丁的母亲含着泪，咬着牙，将刚出生不久的自己亲生女儿按进了冰冷的水盆。 她只能以亲生骨肉的消逝，换取怀中这个地主少爷活命的口粮。 小艾青的生命，就此浸泡在了一个乡村女性无边无际的悲悯与自我牺牲里。 童年生活的五年，是生命的全部。 大叶荷的茅屋、田地、灶台，成了艾青认知世界的摇篮。 他光着脚丫跟在她身后插秧，闻着她衣襟上汗水和泥土混合的气息，听着她在灶台边哼唱的无名小调，“妈妈”是他牙牙学语时最清晰的称呼。 地主少爷的身份像一个遥远且陌生的符号，而大叶荷粗糙温暖的手掌，才是他触摸真实世界的唯一依凭。 当蒋家在他五岁这年履行“承诺”来接回少爷时，雕花的红木家具、锦衣玉食的亲生父母，对这个孩子而言不过是闯入者构筑的冰冷剧场。 勒令他改口称呼生父生母为“叔叔”、“婶婶”，更是撕扯灵魂的酷刑。 血缘的归位并未驯化这颗深植于泥土的灵魂。 成年后的艾青沿着新式知识分子的轨迹前行，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的画笔，巴黎塞纳河畔的艺术熏陶。 然而，异国的浪漫风光始终无法驱散脑海中那个佝偻着背、在江南水田间辛勤劳作的单薄身影。 1932年，怀抱救国热忱回国的艾青，因投身左翼文艺运动被捕入狱。 铁窗隔绝了自由，却为灵魂与故土打开了另一扇门。 他颤抖着拿起笔，蘸着心底翻腾的泪与血，写下了那首泣血之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正是乡亲们呼唤大叶荷那饱含乡音的名字。 当这首凝聚着至深情感的诗歌1934年刊登于《春光》杂志时，整个文坛为之动容。 诗歌成了艾青对生命源头最深情也最悲怆的回望，他的灵魂终于寻找到落笔的根基。 令人唏嘘的是，这份对爱与温暖的极致渴求，投射到现实的感情世界里，却屡屡化为复杂纠葛的旋涡。 父母包办的婚姻带给他的只是陌生与隔阂，15岁小脚妻子的温顺无法走进他激荡的心田。 当他以教师身份面对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学生张月琴灿烂的青春与活力时，压抑的情感如洪水决堤。 为了这份新的激情，他最终选择与发妻张竹茹决绝分手，不顾身怀六甲妻子的苦苦哀求， 1939年，迎娶了18岁的韦嫈，战火纷飞中，他们共同走过武汉、桂林，到达延安。 然而激情难掩生活本质，围城中孩子的哭闹、柴米油盐的琐碎、以及艾青持续在文艺世界中的奔走，使最初的浪漫化为韦嫈无数独守空房、以泪洗面的长夜。 而当另一份新的仰慕悄然滋生时，这段曾惊天动地的爱情终于走向崩析。 1955年法院判决离婚时，四个子女的哭嚎撕裂了那个时代。 情路的跌宕并未终结，时年45岁的艾青，很快在生命中又遇见了高瑛。 这一次，命运似乎眷顾了他。 高瑛以飞蛾扑火般的勇气，不顾世俗的辱骂，选择与这位灵魂沧桑的诗人共进退。 随后而至的政治风暴，让两人共历了北大荒的冰刀霜剑和新疆石河子垦区地窝子的贫瘠艰难。 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在艾青右眼失明的困厄里，高瑛用坚韧的陪伴书写了不离不弃的诗篇。 无论他走过多少繁华，经历多少情爱起落，匍匐在泥土里、用生命最初的温暖哺育了他的大堰河。 那条由卑微农妇用血肉与慈爱汇成的生命之河，才是他灵魂永不干涸的源头。 主要信源：（金华市档案局2009年发布的《生平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