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9日上午10点，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华人商会组团游说李光耀，希望将汉语作为国语，而李光耀态度强硬，说除非击倒自己，否则汉语永远不会成为新加坡国语！ 新加坡当时的处境确实艰难，这个只有716平方公里的小岛，每天需要从马来西亚进口4000万加仑淡水，75%的粮食也要从邻国购买。更要命的是，全国40%的人找不到工作，大部分都是华人青年。 就在独立后的第三个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300多名华人商界领袖齐聚一堂，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既然华人占了全国人口的76%，新加坡的国语当然应该是汉语。 几天后，这份有3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了总理府。李光耀看完后，脸色变得很难看。在接下来的华人社团联合会议上，他的回应让所有人都没想到：“要让我同意把汉语定为国语，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现场一片寂静，很多老华侨觉得李光耀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明明也是华人啊。 其实李光耀心里很清楚现实有多残酷，就在几个月前，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阿都拉曼私下警告过他：如果新加坡推行华人优先政策，马来西亚随时可以切断供水。 而北边的印尼情况更糟，苏哈托刚刚上台，正在全国范围内清洗华人。短短几个月时间，已经有几十万华人死于非命。 更现实的问题是饭碗，当时新加坡只有3家外资工厂，全是英美公司开的。李光耀算过一笔账，全国的外资投资中，82%来自英语国家。如果不用英语，这些投资很可能立刻撤走。 1965年国庆节那天，李光耀在群众大会上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我们得用买家的语言来卖东西。”台下的华人听众有些不情愿，但也知道他说得有道理。 效果很快就显现了，美国德州仪器公司1968年在新加坡建厂，专门生产半导体。荷兰飞利浦也来了，带来了几千个工作岗位。到1970年，新加坡的制造业岗位从独立时的不到2万个增加到了9万多个。 教育改革引起的争议更大，1966年，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学校改用英语教学。华文中学的学生们不干了，几千人走上街头抗议，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喊出了“还我华文教育”的口号。 教育部长王邦文在国会里给出了一组数据：1965年华文中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39%，而英文学校毕业生的失业率只有11%。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很多华人家长开始动摇。 最有说服力的是身边的变化，张先生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读华校，小儿子读英校。1970年大儿子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年多，小儿子还没毕业就被一家美国公司预定了。 到1987年全国统一英语教学时，华人家庭把孩子送进英文学校的比例已经从1965年的28%变成了91%。这个变化连李光耀自己都觉得意外。 英语政策还帮新加坡躲过了一次政治危机，1969年马来西亚爆发了“五一三”种族冲突，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仇恨情绪达到了顶点。如果当时新加坡选择了汉语作为国语，很可能也会被卷入这场血腥冲突。 李光耀的语言政策确实成功了，但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老一辈华人觉得失去了文化根基，年轻一代虽然英语流利，却对中华文化越来越陌生。 不过到了21世纪，情况又有了变化，中国经济崛起后，新加坡政府开始重新强调华语的重要性。 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5岁以下的华人中，84%都能用华语进行商务交流。李光耀当年“先生存，后发展”的策略似乎真的奏效了。新加坡的语言选择，本质上就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666] （信息来源：品象文化——李光耀曾经放下狠话！新加坡哪怕七成华人，汉语也不可能成为国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