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选择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1949年12月21日深夜，北平城外的飞机场上，60岁的梅贻琦裹着单薄的长袍，手里紧攥着一个皮箱登上了南飞的专机。箱子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清华大学的命脉——庚子赔款基金的全部账册。 学生们含泪挽留他，梅贻琦只说了一句话：“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这个基金需要教育部长和清华校长共同签字才能动用，梅贻琦知道，他必须守护好这笔钱。 这一走就是永别，5年后的1954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做出了与父亲相反的选择，从美国回到大陆，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而梅贻琦则在1955年前往台湾，用清华基金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父子俩从此天各一方，直到1996年，梅祖彦才有机会到台湾，在父亲墓前献上迟到了34年的鲜花，那时距离梅贻琦去世已经34年了。 梅贻琦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他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却广为流传，这是1931年12月3日，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说的，整个演讲只用了15分钟，不到1800字。 叶公超用三个字形容梅贻琦：慢、稳、刚，学生们则给他编了个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正是梅校长说话的样子，慎之又慎，话到嘴边留三分。 梅贻琦话虽少，酒量却大得惊人，考古学家李济回忆说，他见过梅贻琦喝醉，但从没见他闹过酒，在他见过的人里，只有梅贻琦和蔡元培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清华师生都知道，梅校长的酒量在全校称第一，他从来不拒绝任何人的敬酒，大家都说，梅先生最让人敬爱的时候，就是吃酒的时候，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表情，看过的人终身难忘。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物价飞涨，生活艰难，教授的月薪只够维持两周的生活。梅贻琦一家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偶尔能吃上菠菜豆腐汤就很开心了。 为了补贴家用，梅夫人韩咏华做起了糕点去卖。这位出身天津八大家之首韩家的大家闺秀，跟着别人学会了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用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取名“定胜糕”，寓意抗战一定胜利。 韩咏华每次都要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糕点。梅贻琦不让她在办事处做糕，她只好到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为了不给丈夫丢脸，她穿上蓝布褂子，只说自己姓韩。 更让人心酸的是，韩咏华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皮鞋走路，脚被磨破了，小腿感染发肿。梅贻琦看到妻子的伤脚，心疼得说不出话，只是握着她的手说：“我们不当卖国贼，不做亏心事，没必要怕丢脸。” 梅贻琦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在西南联大时，他总是穿一套简单的灰色西服或一件灰色长袍。空袭警报响了，他也跟同学们一起到校舍北面的坟山躲避。 有一次躲警报时，后面的人嫌他走得慢，用手把他推开了，梅贻琦摔倒在地，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走，一句怨言都没有，旁边的学生看了都很感动。 许渊冲回忆说，他对梅校长印象最深的，是梅校长在新校舍第一食堂的讲话，梅贻琦告诉学生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活动。”话虽简单，却道出了他对教育本质的坚守。 梅贻琦出名的“寡言”曾经闹出过趣事，有一次，清华师生为一件事争论不休，大家都等他表态，他抽着烟，一言不发，足足沉默了两三分钟。 冯友兰是个结巴，实在忍不住了：“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急了：“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别看梅贻琦平时沉默，关键时刻却很有担当，抗战前夕，学生们缴了军队的械，扣留了团长。当晚就有一师兵力荷枪实弹进入校园。 第二天梅贻琦对全校同学说：“你们领头的人可以跑，我做校长的跑不了，人家要学生住宿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他说：“我只好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告诉他们可能不太准确。” 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17年，把一个原本只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建设成了与北大齐名的一流大学，他上任时清华只有600多学生，离任时已经有2400多人，设有文、理、工、法、农5个学院26个系。 西南联大八年，更是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联大培养出3807名毕业生，其中160人后来当选两院院士，包括赵九章、邓稼先等8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1955年，66岁的梅贻琦回到台湾，用清华基金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就是从这里毕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