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中将周振强想向解放军投降，结果刚走到半路就被自己的士兵绑起“抓你去立大功了。”周振强急得大喊，士兵们却不管不顾，直接把他捆到了解放军司令部。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功德林的铁门在一阵剧烈的推搡声中打开，一队士兵将周振强推了进来，他没挣扎，也没有说话，身上的绳子勒得紧，但脚步却稳。 这个原本指挥数千人的国军中将，此刻和其他被押解进来的战犯无异，没有特殊待遇，也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他知道自己从此站在了另一条路的起点。 刚到功德林那段时间，许多战犯都在摸索怎么适应这里的生活，有人试图逃避劳动，有人开始打探消息，也有人装作无所谓地随波逐流。 而周振强什么都没说，只是在一次劳动任务安排中，突然走到了最前面，他指了指工具架上的铁锤和铁钎，没有任何犹豫地挑了敲煤的活计。 这是最累也最苦的差事，每日配额重，工具笨重，风吹一身土，汗出一身水，稍不注意还可能砸伤自己，大多数战犯避之不及，能推就推。 他却不等安排，直接认领，他不是做给谁看，只是当别人还在犹豫时，他已经开始挥锤，把头一块煤砸成了两段。 其他人开始只是看热闹，没有人相信他能坚持，几天后，有人劝他换一份轻松些的活，有人建议轮换，但他一概不理。 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拾工具，功德林的冬天最难熬，但不管多冷，别人缩在墙角，他却在煤堆前不声不响地干着，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开始觉得不对劲。 起初有人以为他是在作秀，但时间一长，没人再提这种话，他不仅把自己的配额完成得干净利落，有时还把体弱者的任务也揽过来。 他不会多说一句话，别人递来热水他接，不递他也不求，久而久之，哪怕曾经是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表现与其他人不同。 在一次集中学习中，一位曾任高官的战犯突然站出来，说愿意和他一起完成煤炭任务，理由很简单：他不想再让一个人默默承担所有。 从那之后，渐渐有人主动帮忙，但轮到重活时，周振强仍然总是最先走出来，这一切的起点源于他到功德林前经历的一场突变。 原本他是准备投诚的，那是国军最后一批溃退的时候，他没选择随部队南逃，也没留在城内等待命运。 他穿上便衣，带上证件，只身从驻地出发，打算自行前往解放军前线交代身份，然而还没走出十里地，就被自家残部截住。 士兵们认出他，立刻警觉起来，他们看他换了便装以为是准备脱逃，谁也没听他的解释，有人甚至高喊这是立功的大好机会，几个年轻士兵一拥而上，把他按倒捆起来，拖着他往前线走。 路上他多次大喊说自己是来投降的，但没人信，士兵们坚定地认为，他是准备逃亡，抓他是他们立功的机会。 他被这样“押送”到了我军指挥所，尽管他拼命解释自己的本意，记录中还是注明“被俘”，没有获得“主动投诚”的身份认定。 他清楚这一点足以改变之后的全部命运，但他没有申诉，也没再重复辩解，进了功德林，他就把自己当成了战败者，毫无幻想。 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不只靠嘴上认错，更靠实际表现，周振强不善写材料，也不擅口才，他的检讨书总是简短，语句平实，没有过分修饰。 他不像有些人，努力在笔头上表现自己，也不争取出头的机会，他只是按部就班干活，默默记笔记，在讨论时说出自己的反思。 他曾任高职，有不少将领是他的下属甚至旧识，有的人还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这一切是暂时的，说不定过几年能东山再起。 但周振强从未参与类似的议论，他不接近任何拉帮结派的人，不掺和任何小圈子，他的改造不依赖形式，而是持续的劳动和守规矩的态度。 特赦名单制定前夕，功德林上报了一批表现突出的战犯人选，这些人必须在多方面都达标，态度转变要真实、稳定，劳动表现要积极主动，组织纪律要严明。 周振强的名字在第一批名单上，原因是他多年如一日的劳动表现，以及在关键节点从未出错，上级调查核实情况时，发现他确实没有犯过任何一次违纪行为，没有与任何非组织渠道接触，没有表达任何消极言论。 在狱中记录中，他是极少数始终保持劳动自觉、反思真实的人员之一，他的表现得到了各方肯定，很快就确定为首批被特赦的名单之一。 被释放那天，他没有激动地向任何人表达感慨，手续办理得很快，他只是收拾了不多的行李，和看守简单点头致意，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片封闭的高墙。 后来，他没有回老家，也没有写回忆录，他住在北京郊区一个单位宿舍中，每天按时上下班，衣着朴素，作息规律。 他很少谈过去，只是偶尔有人认出他，问起他是怎么从功德林里被第一个放出来的，他总是说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就是干活干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