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华北的国军纷纷南撤。其中，东北军53军吕正操团在奉命撤退途中，不断和日军进行拼杀。 吕正操是辽宁海城人，在18岁时（1922年）参加东北军，一年后被张学良选中，送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吕正操被派去东北军53军任职，在1932年，升任53军647团团长。 “西安事变”前夕，吕正操被张学良点名任命为“ 东北武装抗日救亡先锋队”队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送蒋介石去南京的张学良被软禁，群龙无首的东北军被分割使用，驻防各处，吕正操重返 647团任团长。 53军军长万福麟，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倒向了南京，对吕正操很猜忌。接着军委会推行东北军缩编计划，万福麟妄图将 647 团肢解分编。 此举激起647团官兵的强烈抗议，万福麟唯恐生变，便强行将吕正操调任新组建的691团任团长，却未料到这反而为吕正操率部走向光明铺就了道路。 与此同时，地下党正积极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林铁以东北军53军地下党工委书记的身份，与吕正操建立起秘密而稳固的联系。两人在抗日救亡的理念上一拍即合。 全面抗战爆发后，吕正操率691团奔赴前线。1937年7月中旬，部队从石家庄疾驰北上，“北上抗日” 的口号响彻列车，官兵们斗志昂扬。 8月，53军116师师长周福成让吕正操率部到离卢沟桥不远的永定河边坚守。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691团官兵浴血奋战，多位营连级指挥官壮烈战死，部队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攻势太过猛烈，从 691 团与 692 团的结合部撕开缺口，吕正操无奈之下，只得下达撤退命令。 此后，691团边打边撤，一路辗转至冀中滹沱河，方才追上53军主力。可这时，在万福麟的授意下，周福成下令691团开赴藁城四德村、梅花镇布防，为 53军主力南撤保驾护航。 10月10日傍晚，691团的一营进驻梅花镇，三营抵达四德村，二 营在井陉看守弹药库。 梅花镇四周环绕着坚固的土围子，一营官兵迅速封闭四门，严阵以待。 深夜，日军大队人马悄然逼近。次日拂晓，战斗打响。日军从西北角发起猛攻，一营官兵拼死抵抗，战况异常惨烈。随着日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涌来，梅花镇陷入重重包围。 战况激烈之时，周福成与万福麟接连发来急电，竟要求吕正操抛弃一营，火速南撤。 吕正操怒不可遏，果断拒绝这一命令，指挥迫击炮连掩护三营 八连，强行撕开日军包围圈，成功接应 一 营突围。 11日晚，吕正操召集全团连以上军官，将万福麟、周福成先后发来的两封电报重重摔在桌上。 军官们看到电报内容，群情激愤，一致表示不愿再跟随53军南逃。 吕正操冷静分析形势：“追赶主力困难重重，随时可能再遭日军围歼，我们必须另寻出路！” 部队抵达晋县小樵镇后，吕正操连夜召开官兵代表大会。他沉痛回顾东北军自 “九一八” 以来的坎坷历程，言辞恳切：“53 军抛弃了我们，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唯有回师北上，杀敌，杀敌。” 会场沸腾，有人慷慨陈词，但也有人提出疑虑：“离开主力，粮草从何而来？游击战术我们能行吗？” 支持者立刻反驳：“只要真心抗日，百姓自会拥护！我们团不少人在西安学过游击战术，定能闯出一片天！” 在激烈的讨论中，士兵代表们的抗日热情被点燃，纷纷要求北上。 最终，吕正操宣布：“从今日起，691 团不再听从 53 军调遣，回师北上！” 为了给部队确定一个合适的番号，大家纷纷出谋划策，先后起了二三十个名字。吕正操见时机已到，叫来报务员，当场烧掉通信密码，断绝了与53军的联系。 随后，队伍秘密开进小樵镇，封锁了消息，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代表们回去将会议情况传达到全体官兵，即刻掀起一股回师北上的热潮，全体官兵莫不欢欣鼓舞。因为臂章一时做不出来，士兵们就仿照在陕西见到的红军的样子，找来一些红布，做成红五星缝在挎包上、碗套上。最终，部队改称 “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 正当吕正操为部队发展方向犯愁时，地下党负责人侯玉田找上门来，说：“孟司令员派我来联系你们，他可是毛主席亲派的红军团长！” 侯玉田的一番话，让吕正操看到了希望。随着与地下党的联系日益紧密，“人民自卫军” 开始按照八路军的建军模式发展壮大。 1938年4月，冀中军区成立，吕正操任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人民自卫军” 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三纵队。 此后，在冀中平原这片广阔的战场上，吕正操带领部队浴血奋战，成为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