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12月的北平，冬风刺骨，空气中充满动荡前的沉寂，那一夜，60岁的梅贻琦站在机场边缘，身上只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袍，手里紧握着一个皮箱。 他没有带太多行李，箱子里不是金银细软，而是清华大学的账册，记录着那笔最重要的基金，这不是他第一次离开清华，但这一次，他知道再也回不来了。 他并不是临阵脱逃的人，他在清华执掌校务多年，从教授、教务长到校长，亲眼见证了一所学校从留美预备学堂成长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 他不善言辞，极少发号施令，更不会情绪化地对人发火，他常年穿着打补丁的中山装，说话总是斟酌再三，他不拒酒，但从不失态，连学生私下里都说，他醉时也像醒着一般稳重。 抗战时期，他随清华迁至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那时的生活异常艰苦，教学楼是茅草屋，屋顶铁皮被雨打得漏水成串。 梅贻琦与师生一样蜷缩在地铺上躲避空袭，遇到炸弹落得近了，学生推他躲快点，他摔倒后只是拍了拍衣服站起，不发一语。 他的夫人为了维持家用，亲手做点心步行几公里到市集去卖，脚磨破了也从不声张，他知道家里苦，但还是把配给他的轿车交给学校运输教具用，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 战争结束，学校回迁北平，清华园一切恢复如常，却也变得陌生，政治的风浪席卷校园，学生中逐渐分化，各种组织暗流涌动。 他始终坚持教育应独立存在，他不能阻止学生的言行，但一再劝导他们不要过早卷入政治。 对每一个学生，他不问出身、不分派别，出事时他为他们向当局担保，送走时也不留遗言，清华在他的管理下维持着表面上的平静，但他心里清楚，这种平静已无法长久。 基金问题始终悬在他心上，这笔来自庚子赔款退还款项的教育基金，原本设立于美国，是清华赖以维持教学质量和聘请人才的命脉，基金动用需教育部与校长共同签字。 他预感到大势已变，若继续留在大陆，基金恐将无法保全，保住这笔基金，就等于为未来的教育留下一线生机。 最终他决定离开，他不对外多说，只是在一个寒夜带着账本坐上了南飞的飞机，先到香港，后转赴台湾。 他在台湾没享清福，也没有安稳退休，而是开始为一件新事奔走，他找到一片地，在新竹，一点点考察，一处处丈量，开始重建一所清华大学，那年他已年过六旬，却依然亲自参与课程设置，亲自找人教学。 他自己讲基础课，批学生作业，有时还兼任英语教师，所有教学资源紧张，他便带头节省支出，从不多领一分薪资。 即便病重期间，也始终坚持查阅账册，那些账册是他从北平带出来的，是他认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梅祖彦正在另一条路上前行，1954年，他从美国回到大陆，在清华大学任教，投身水利科研。 和父亲一样，他过得简朴，整日埋头工作，从不计较待遇，他骑自行车上下班，修车也是自己动手。 工资不高，生活拮据，但他说这片土地是他的家，甘愿在这里奉献，他和父亲自此天各一方，梅祖彦回国前，在纽约短暂见过父亲一面，那次见面成了永别，他没有回头，一如当年父亲离开清华时的背影。 1955年，梅贻琦正式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清华基金成为这所学校的启动资金，他对人说不多话，也不夸耀自己做了什么，只把全部精力投入校园建设，他晚年身体日渐虚弱，终因病在1962年离世。 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的随身皮箱里并无贵重物品，只有几本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基金的支出，哪怕五分钱的邮票也有签名，他的个人存折里只剩下七块银元，一生清清白白，从未挪用过半分。 1996年，梅祖彦终于得以前往台湾，他在父亲墓前献上了一束花，那束花迟到了三十四年，他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许久。 那一刻，清华园的荷花池早已冻结，海峡两岸的清华大学已各自发展多年，而那个曾在风雪中独自背起清华账册的人，已长眠在异地。 他带走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名声，而是一所大学的根，是一个教育者一生未曾动摇的信念。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快懂百科——梅贻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