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的一天清晨，延安枣园，保安处处长陈泊正照例查看毛主席的接见安排表，看到两天后将接见一位叫田守尧的新四军旅长，他眉头一挑，这个名字眼熟。他马上调出田的备案资料，一看，出发时间竟是三个月前，从晋西北走到延安这点路，用了三个月？不对劲！ 陈泊不是个容易放过细节的人，他摊开地图，起点是山西五台，终点是延安，中间路程一千里上下，按照普通行军速度，一天二十里，算上恶劣天气和地形，也不超过五十天。可田守尧足足走了九十多天。 陈泊点起一根烟，越想越不对，他立刻通知交通总站，把田的沿途接待记录全部调上来。 几小时后，一摞纸送到桌上，登记簿显示，田守尧3月初出现在五台，接着4月才在山西离石露面，5月下旬才到达陕北甘泉。 从甘泉到延安不到两天路程，他竟走了十天？而且途中频繁更换落脚点，有三次脱离队伍，最长一次失联了12天。 陈泊盯着这几页登记表，拿出铅笔，划出所有关键地点和时间，连成一条时间线。他敏锐地发现，每次“脱队”的地点都靠近敌占区和地下交通站，这让他直觉这事不简单。 他派人火速联络新四军驻延安联络处，查清这个人以前的调动记录。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材料来到边区情报室，调取旧档案中的“田守尧”相关资料，几分钟后，档案管理员抽出一份1939年的匿名举报信，说山西有个叫田守尧的人，曾冒用他人身份进入新四军，语言中常带有日语词，行为反常，那次因查无实据，未作处理。 陈泊越看越沉，他再次翻看现有资料，发现一个细节：田在绥德南门招待所登记时，说自己来自清源，但实际登记日期与清源接待所记录不符，两边相差五天。 他交代路线也与实际不符，声称避敌绕道，但甘泉县当时并无敌军活动。 这时，陈泊决定直接见人，他带着两名干员，来到田守尧下榻的北门招待所，田正在屋里磨墨写信，陈泊礼貌打招呼，开门见山问：“你3月上旬出发，怎么到5月底才到延安？” 田笑了笑，说山路难走，避开日伪据点，耽误了时间，陈泊追问：“4月十七你在临县，四月二十你又出现在绥德南门，这段是怎么走的？”田眼神闪了下，说：“借了老乡的驴车走的。” 这话一出，陈泊眼皮一跳，四月那段绥德地区正在进行军事清查，交通站的路口都设有岗哨，怎么可能有人随便进出？陈泊调出当时交通站记录，根本没有田守尧的通行证。 这时候，更关键的线索到了，西北交通总站来电，在甘泉一个驿站发现田留下的一张手写纸条，上面写着“田守广到此一宿”，落款时间与田声称在甘泉的日期一致，田守广？这人是谁？ 陈泊再次回查原始档案，果然发现1938年，新四军中有一个曾叫田守广的人，后因身份不明被转为地方工作，田守尧和田守广，只差一个字，难不成是同一人？ 他带着纸条返回招待所，问田：“你以前叫田守广？”田神色一紧，低头不语，陈泊不追问，只说：“主席原计划明天接见你，但你这身份，我们得重新确认。” 那天晚上，陈泊写了一份近三千字的调查报告，装进牛皮纸袋送往中共中央办公厅。 他在报告里明确写道：“此人行踪异常，途中失联多次，语言、登记、通行证等多处不符，建议暂停接见，进行二级甄别审查。” 一个星期后，结果传来：田守尧确实有问题，他原名田守广，早年在华中地区有过复杂经历，曾因家庭背景被安排转为地方，后冒用亲戚身份重新编入部队，虽未发现敌特嫌疑，但行为存疑，干部接见暂缓。 这事最后在组织内部低调处理，未向下通报，陈泊也没再追查，只在保安处的机密档案里，用红字写下一句：“此人需持续关注。” 参考资料：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