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天，上海虹口区一栋洋房门前，1名50多岁的日本女子，领着5个孩子，去郭沫若家敲门。郭沫若妻子于立群，一脸惊讶地问：“你找谁？”那个女人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郭沫若。”屋里的郭沫若，听见声音快步走出来，竟呆呆地愣在原地。 这位意外到访的女子，正是郭沫若分离11年的日本妻子。她此次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只为让孩子们见一面父亲。 1916年，24岁的郭沫若因患伤寒在东京圣路加医院治疗，负责护理他的正是22岁的护士佐藤富子。这个出身仙台士族家庭的女孩，父亲是当地基督教会长老。 三个月后，两人开始同居，1918年郭沫若考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佐藤富子放弃护士工作，靠为人洗衣缝补维持生计。 那时的生活极其艰苦，全家五口挤在福冈市箱崎町仅9平方米的出租屋里，郭沫若每月只有48日元的留学补助，佐藤富子在博多湾水产试验场打零工每月挣15日元。 1923年长子郭和夫出生后，家庭负担更重。佐藤富子连续三年没买过新衣服，把省下的钱给丈夫购买研究甲骨文的拓片资料。 转折发生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离开市川市的家，只给妻子留下一张纸条：“望善自珍重。” 战争开始后，佐藤富子的处境急剧恶化。她被宪兵队传讯十多次，还被要求每月到警署报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她被取消了配给资格。 为了养活五个孩子，佐藤富子变卖首饰供他们读书。长女郭淑瑀后来回忆：“母亲带我们种红薯、挖野菜，最困难时一天只吃一顿饭。” 日本投降后，佐藤富子立即通过红十字会寻找丈夫下落。1947年，她从报纸上得知郭沫若在上海的消息，于是带着孩子们踏上寻夫之路。 1948年春天的重逢场面让人动容，当郭沫若看到21岁的长子和夫时，当场流下眼泪。而佐藤富子只是平静告知孩子们想见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家庭的命运有了新变化。1950年，经周恩来特批，佐藤富子获得中国国籍，改名郭安娜，定居大连。 晚年的郭安娜将郭沫若早年写给她的近百封情书全部捐给国家，这些珍贵信件现在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1994年，101岁的郭安娜在大连去世，墓碑上刻着中日两种文字。从佐藤富子到郭安娜，她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跨越国界的坚持。 如今在福冈市郭沫若旧居纪念馆，参观者还能看到当年佐藤富子使用的那台缝纫机。踏板上的磨损痕迹清晰可见，见证着那些为家人缝制衣物的岁月。[666] 信源： 《百年家族》《郭沫若在日本》《我的双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