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安排钱学森演讲，众元帅前来听讲，陈毅：我们是来拜你为师的 “老彭，钱先生一口答应，元月初就给咱们的将军们上一堂‘火箭课’。”——1955年12月26日深夜，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里，陈赓压低声音向彭德怀汇报。屋外呼啸的北风裹着雪粒拍打窗棂，两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却像接到突袭命令一样兴奋。 灯光映着陈赓的军大衣，一封刚拆开的电报摆在小桌上：钱学森东北考察完毕，即将回京。电报字数不多，却像火种，让原本忧心装备落后的陈赓看到了希望。他对彭德怀说得直接：“不能再指望别人施舍，火箭、导弹得自己造。要让全军最高层先明白个大概，再谈布局。”这番话，彭德怀重重地点头——“行，这回就听你的。” 时间拨回到同年10月8日，钱学森踏上昆仑号客轮，离旧金山码头渐行渐远。甲板上，他把“五年内要让中国有自己的导弹部队”写在日记里，仅十三个字。外人不知道的是，那一天他身上除了两只行李箱，还有美国长达五年的软禁阴影。对40岁出头的读者来说，软禁细节并不陌生：间谍罪名、FBI跟踪，还有“只要跨出国门就会泄密”的无理阻拦。别看如今我们手机一点就能知天下，当时连一张出境批文都得靠新中国外交努力撕开口子。 11月下旬，钱学森抵沈阳，按科学院计划参观鞍钢等重工业，但他临时加了一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因很简单：两位老友在那儿教书，他想见见。可是哈军工保密等级高，陪同人员不敢拍板，只好层层请示。黑龙江省委电话打到学院，陈赓一句“欢迎！机要处自己担责”拍了板。就这样，11月25日清晨，寒风刺骨，陈赓亲自到校门口迎接这位“稀有金属”。握手那瞬间，陈赓的手掌冰凉却有力，钱学森后来回忆：“没见过哪位上将这么‘急切’。” 参观途中，钱学森被一个简陋的小火箭试验台吸引，蹲下身看了足足十分钟。旁边教师介绍得正起劲，他却直截了当：“推进剂配比还可以再调，燃烧室温升曲线得重算。”陈赓见缝插针：“那您说，咱们自己能干成吗？”“能！”钱学森抬头，声音并不大，却像当头一锤。陈赓眼里闪过喜色，他明白，这个“能”价值千军万马。 回京后的日子滴水成冰。12月30日，陈赓在总参谋部一间小会议室召集筹备会：桌上铺开几张粗糙的牛皮纸，画着“火箭课程”提纲，听课对象赫然写着“全军高级将领”。有人担心元帅们会不会觉得太“专业”，陈赓挥手：“不懂才要听，听完他们才能下决心。”这一举动，在当时算是破格：将军去听科学家讲课，可不多见。 1956年1月4日上午八点，西山脚下一座礼堂里，炉火烧得正旺。钱学森提前半小时到场，随员递上厚厚一摞幻灯片，内容从二战V-2到自制地面测试装置，半数图片是他离美前就偷偷存进脑子的。九点整，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先后进门。叶帅半开玩笑道：“聂老总，你我今日得‘坐小板凳’。”聂荣臻握住钱学森手，爽朗一句：“科学家难得回家，我们当学生不丢人。”话音刚落，陈毅推门而入，围巾还沾着雪，“学森同志，我等今日是来拜你为师！” 开场五分钟，礼堂便静得能听见笔尖划纸。钱学森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三个问题切入：什么是喷气推进、为什么要搞多级火箭、中国目前差在哪。语速不快，却层层递进。他讲到液氧煤油发动机时，特意停顿：“倘若原料跟不上，纸上谈兵就是笑话。”台下的叶帅低声对陈赓说：“听得出，他是真把我们当决策者。”讲到战略意义，他举例朝鲜战场，“若有五百公里射程的导弹，战争格局就改写了。”一句话，让很多身经百战的将领皱起眉头思考。 两个半小时过去，陈毅忽然起身发问：“假如一切资源到位，要多久才飞第一枚？”钱学森回答依旧平静：“五年。”陈毅随即补了句：“那就按五年立军令状！”此言并非客套，因为三个月后，国防部五院在北京西郊挂牌，院长正是钱学森。 必须说一句，军方如此“配合”科学家，并非拍脑袋。早在1954年，彭德怀、刘伯承率团去苏联见识过图-16轰炸机、新式坦克，深感差距。当陈赓将这些见闻与钱学森对接，才有后来的“五年计划”。这条线索很多回忆录里一笔带过，但它是决策链的开端：情报→考察→人才回国→高层学习→机构落地，缺一环都成不了气候。 有意思的是，钱学森那堂课并未收门票，却在军中掀起“抢人”热。工程兵、炮兵、空军纷纷递申请，想从哈军工、北大请走学生去组建新兵种。结果中央干脆拍板，由国防部统一调配，统一培养。如今看来，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路径虽带有时代烙印，但在当时资源极端匮乏的环境下，别无选择。 五年之约并非口号：1958年，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1059”首飞成功；1960年，“东风一号”起竖点火；1964年，原子弹试验成功。很多军史资料里，都能找到陈赓、钱学森并肩检阅测试数据的照片——一个穿军大衣，一个披呢外套，背影被茫茫戈壁拉得很长。遗憾的是，陈赓未能亲眼见证1966年“东风二号甲”的全程飞行，他在那年初因病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