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杨虎城刚踏上南昌的土地，就被戴笠带人逮走，连身边的卫士都没反应过来，他不信延安，也不怕蒋介石设局，结果一步踏空，陷进牢笼。这一关，就是十二年，妻子带着孩子来搭救，结果一家人都进了地狱。 码头那天人很多，风也大，杨虎城穿着长风衣，站在船头，一眼望见接他的将领，满脸笑意。 他没理会之前张云逸的劝告，“南昌不能去”，直接回了句，“我没考虑延安。”张云逸转身走时叹了口气，“将军这次，怕是回不来了。” 他果真没回得来。蒋介石早已下令，让戴笠布下陷阱，杨虎城到南昌那天，戴笠亲自出马，没过几个小时，杨虎城被请进“专车”，直接送往南京软禁。 外界一无所知，连他的妻子谢葆真，也是听口风传来，才急忙带着小儿子杨拯中从重庆赶往南京。 谢葆真不是普通人，她原是军校毕业，也练过枪法，但在特务眼里，她只是个可以拿来威胁的“妻子”。 她一路打听，换了好几趟车，1938年1月终于找到杨虎城的下落，当时她已经明知是圈套，还是走了进去，结果也一并被关了起来。 被囚第一年，杨虎城和谢葆真被分开关押，看守所条件差得不像话，黑乎乎的房间、湿冷的空气，吃的是馊饭，每人发一个破铁盆。 杨虎城发火骂了看守，被剥夺探视，再相见，是在湖南益阳桃花坪，谢葆真进门那刻，杨虎城一句话顶了上来：“你来干什么？有我一个人不够，你还跟来？” 谢葆真眼圈一红：“我们不来，你一个人多难熬。” 她带来的儿子杨拯中还在牙牙学语，就在这些破房里颠簸长大，没过两年，一家人又被送往贵州息烽。 这里更偏僻，玄天洞是个早年香火道观，阴湿、狭窄、四面无光，戴笠视察时嫌桃花坪太显眼，专门选了这地方，此地被军统称为“大学”，暗讽囚犯要在这里学会“服从”。 杨虎城不甘受制，靠自己动手改了住所，把小木屋改建成通风的小间，他托关系订了几份报纸，盯着外界消息。 谢葆真则整天想着给外面四个女儿写信，每一封都被烧毁，看守说：“写也没用，没人给你送。” 1941年，谢葆真生下小女儿杨拯贵，山里人没奶，连米粥都煮不软，她只能靠山芋干熬着过月子，连奶水都没有，只能靠借奶喂养。这个女儿，是苦里唯一的盼头。 杨虎城每天打小牌、喝闷酒，看着孩子们在破地上爬，心里翻腾，赌注不大，只为消遣。 龚国彦是看守之一，说杨虎城“军阀作风，手头大方”，但杨虎城曾向人抱怨，说这个人“拨弄是非、爱钱如命”，整得人喘不过气来。 特务供述中提到，杨虎城整天像幽魂一样坐着，连动都懒得动，他试着教孩子认字，但纸笔都不允许，只能在地上画。 他说谢葆真：“别写了，信写了也没人给你送。”她坐在一边，眼泪掉在袖口里。 1947年，两人被转往重庆杨家山，这里看起来不如山洞阴冷，却更加压抑，谢葆真开始出现精神问题，有时夜里大喊，有时朝天骂特务“卖国贼”，还吐他们口水。 一次贵州省主席杨森带着妾上山“视察”，她抓起砖头、凳子朝他们砸。 身体也撑不住了，谢葆真十几天不吃不喝，瘦得皮包骨头，一次奶妈吴晴珍进屋，只听她小声说：“奶妈，你救救我。”几个“医生”上来给她打吊针，还拿针扎她腿肚子。 她大声喊叫，挣扎着抓奶妈的手，一小时后，眼睛鼓起，手慢慢松开，军统对外宣布她“吞金自尽”。 杨虎城不信，他亲自做了一个木头盒子，把妻子的骨灰装进去，连盖子都合不上，他用绳子缠了几圈固定住。 每天看着女儿发呆，女儿一哭，他也跟着掉眼泪。特务说他“常年不见阳光，身心被一点点耗尽”。 此时外界呼吁释放杨虎城的声音很高，各界人士写信、请愿，蒋介石置之不理，军统内部紧张起来，特务们说，“将军现在眼神都直了，我们都不敢直视。” 1949年9月，重庆松林坡，军统最后一处“处理场”迎来了最血腥的一天，毛人凤派人秘密商议，准备清理“危险分子”。 9月6日早上，周养浩骗杨虎城说：“蒋委员长到了重庆，要见你。”杨虎城没有多想，带着女儿上车。 到了松林坡，周养浩笑着说：“这次很有希望，还要向杨将军道喜。”谁料，转身就是一群交通警围上来。 杨虎城反应过来，拼命护住女儿，特务杨进兴冲上来，一刀刺进杨拯中的腰，孩子惨叫倒地，杨虎城扑上去，又被一刀扎进胸口。 为掩盖身份，特务还往杨虎城脸上泼硫酸，整个场面血腥得没人敢细看，凶手供述时说：“刀一进去，他就倒了，地上全是血。” 三个月后，重庆解放，军统特务被捕，供出了埋尸地点，1949年12月1日，二野在戴公祠花坛下挖出杨虎城等人的尸骨，谢葆真的骨灰盒也在旁边。 1950年2月，杨虎城一家被迁葬西安韦曲，1958年，杨进兴被枪决。 十二年，没有法庭，没有审判，杨虎城始终拎着那个破旧的盒子，连死都不愿松手，他这一生，把命留给了西安，把骨灰留在了牢里。 参考资料： 《杨虎城冤案始末》，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