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戴笠最得意的女学生向影心，正和日本海军武官紧紧贴在一起热舞。当武官的

1935年，戴笠最得意的女学生向影心，正和日本海军武官紧紧贴在一起热舞。当武官的手悄悄滑向她旗袍的开衩处时，她娇笑着把一枚发卡别在了武官的衣领上。三天后，这位武官突然死在了领事馆里。尸检发现，那枚发卡里竟然藏着剧毒的氰化物。

1912年惊蛰那天，春风吹得西安城南向家药铺的铜铃叮当直响。十岁的向邵英蹲在药碾子旁边，把晒干的当归叶放在掌心揉碎，药香里还混合着她偷偷藏在袖袋里的《三国演义》残页的味道。

父亲戴着老花镜，念着《本草纲目》，可她却盯着窗缝看。隔壁私塾的男孩子们正用竹竿挑落房檐上的冰棱，那清脆的响声，可比母亲教她的《女诫》更让她心动。

“英儿，过来认药。”母亲把绣绷塞到她怀里，结果丝线在她指尖打了个死结。这丫头趁着家人不注意，偷偷溜进柴房翻哥哥的书箱。当看到貂蝉用连环计离间董卓的情节时，她激动得手指在书页上划出了深深的折痕。

十七岁那年，西北军团长胡逸发的八抬大轿停在了药铺门口。她摸着鬓边新换的珍珠簪子，脸上露出了笑容。看着轿夫们被汗水湿透的脊背，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偷偷在草纸上画的城墙外的世界。

新婚夜的红烛一直烧到了三更，她掀开盖头，却看到胡逸发正对着鸦片灯咳嗽。

向影心气得把陪嫁的青花瓷瓶摔得粉碎，碎片扎进鞋底她也不喊疼，大声说：“我可不是来当三姨太的。”三个月后，在武汉法租界的舞场里，她穿着高跟鞋旋转，洋装的裙摆扫过打过蜡的木地板。发间的玉簪已经换成了镀金发卡，没人知道，这枚发卡的夹层里，正藏着戴笠派来的联络人递的纸条，上面写着：“明晚麻将局，三饼为号。”

1935年，上海的梅雨季，百乐门舞厅的水晶灯映照着旗袍上的雨珠。向影心扶着旋转楼梯的扶手，耳垂上的珍珠耳坠晃出一道半圆弧度。

日本海军武官大岛芳正的手滑到了她旗袍的开衩处，指尖碰到丝袜边缘时，她突然用发间的粉钻发卡别住他的西装翻领，娇声说：“大岛先生，这朵‘夜玫瑰’配您正合适。”

发卡尖端的毒针在碰到皮肤的瞬间就弹了出来，氰化物顺着毛细血管渗进了血管。她借着跳探戈转身的动作，听到了身后传来领带松开的轻微声响。

三天后，法租界巡捕房的验尸报告写着：“颈部针孔直径0.3毫米，胃黏膜可见雪花状氰化物结晶。”而这时的向影心正在霞飞路的咖啡馆里，她用银匙搅着咖啡，看到窗外日本领事馆降了半旗。她嘴角的笑纹里，还留着舞会上大岛夸赞她“支那女子最是温柔”时的余韵。

戴笠在南京的办公室接到密报时，正拿着朱砂笔圈阅处决名单。他把向影心的照片翻过来，背面是她写的字：“貂蝉只迷倒一个董卓，我能让十个敌人笑着去死。”这一年她二十五岁，已经能在三秒内拆装勃朗宁手枪，还能用口红在镜面上写摩尔斯电码。

最惊险的一次是毒杀汉奸殷汝耕，她把砒霜拌进桂花糕，结果对方突然犯胃病，把吃的都吐在了她新做的苏绣桌布上。那摊酸水至今还留在军统档案的事故记录里。

1937年，重庆的盛夏，曾家岩防空洞的煤油灯把洞顶都熏黑了。向影心捏着一枚空心银簪，给新招募的女特工演示怎么藏情报：“看，簪头拧开就是胶卷盒，过安检的时候要假装整理发髻。”

她涂着猩红色指甲油的手指在簪身上敲出节奏，可在演示拆卸手枪时，手指蹭上了枪油。那道油痕下面，是1934年日军宪兵队用烙铁烫出的月牙形伤疤，她总是说是“做菜时不小心溅到的热油”。

“戴老板有令，下个案子盯紧华中派遣军的参谋次长。”助手递过来戏服箱。三天后，她穿着水袖戏服登上了日军俱乐部的戏台。唱《贵妃醉酒》唱到“海岛冰轮初转腾”时，藏在发簪里的微型相机突然闪光。

空袭警报响起的那一刻，她猫着腰钻到桌子底下，镜头对准墙上的作战地图。闪光灯每亮一次，胶卷就往空心簪里缩一圈。当送夜宵的厨子端着馄饨碗走出后门时，簪子里的胶卷已经记录下了武汉会战的兵力部署。

但军统档案里夹着另一张纸条：1940年冬天，76号特务出卖了她的代号。向影心从香港酒店的下水道爬出来时，高跟鞋跟卡在了阴沟的铁栅里。

在开往重庆的货轮底舱，她对着舷窗拔下银簪，簪头上“影心”两个字已经被海水浸得发绿，那是戴笠亲自找银匠刻的，还说她的名字“如影随形，攻心为上”。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向影心正在新街口买法国胭脂。她冲进军统总部，看到证物袋里那枚烧焦的发卡，突然咯咯地笑起来：“我就知道，他到死都戴着我送的东西。”

三个月后，她嫁给了戴笠的副手毛人凤。婚礼上她没戴任何首饰，只在发髻里插了一支褪了色的木簪。喜宴散场的时候，她听到宾客们小声议论，说毛人凤看她的眼神，就像在看一把用过的毒簪。

毛人凤的宅邸就像一座冰窖，深夜常常能听到他在书房翻档案的声音。1947年的一个暴雨夜，向影心被两个彪形大汉塞进帆布床，镇静剂的针头扎进胳膊时，她抓着铁栏杆大喊：“我没疯！戴老板答应过给我授勋！”

南京郊外的精神病院窗户糊着报纸，她就用指甲在石灰墙上刻字，从“裙带花”到“向影心”，再到“向邵英”，整整一面墙的名字都被血痂盖住了。

香港《大公报》的旧档案里夹着她的最后一张照片：1949年深秋，她穿着蓝布旗袍坐在公寓窗边，手里捏着一枚断了齿的发卡。桌上放着戴笠的半身像，像框的玻璃裂了一道缝，正好从他嘴角划到眉心。

法医报告写着“氰化物中毒”，而她枕头下藏着一张烟盒纸，用口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用毒簪杀过十个鬼子，最后却死在自己人手里——这簪子，倒是比男人可靠。”

如今在台北阳明山的军统档案库，向影心的卷宗编号“女特 - 073”已经有了霉味。塑料证物袋里装着一枚仿制的毒簪，旁边是戴笠的亲笔批注：“该员美貌与智谋兼具，唯心性过刚，需以缰绳束之。”而毛人凤在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后的批示更冷酷：“疯妇向影心，着永久监禁，其名勿再提。”

最让人感叹的是1945年那份没发出去的嘉奖令草稿，戴笠用红笔在“授予云麾勋章”下面画了波浪线，侧边空白处写着：“待山河重整，许她解甲归田，做个寻常妇人。”

可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他的飞机却撞毁在了南京岱山，而她的人生，早已像毒簪上的氰化物一样，渗入了历史的血管，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毒性”。

当后世学者翻开她的审讯记录，会看到1947年精神病院医生的评语：“患者常于午夜抱簪而眠，称其为‘姐妹’。问其故，答曰：‘它饮过敌人血，我见过世间鬼，我们是一样的。’”档案袋的最后一页是她晚年在香港写的残诗，字迹潦草得像被虫蛀过：“长安药香换硝烟，玉簪染血作裙钿。可怜夜半梳头月，犹照当年‘裙带花’。”——句末的句号，就像她当年别在敌人衣领上的那枚毒簪的尖端，在时光里凝结着永不干涸的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