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因洗衣服被邻居打了一耳光，他62岁的妻子杨绛立即冲上去还手，没想到被邻居按在地上，提起来，又摔下，最后狠狠扔到一堆木架上。 那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午后，北京三里河的宿舍楼里，空气中弥漫着老旧建筑特有的潮湿气息。36岁的钱瑗正在公共水房里搓洗衣物，水花溅起，带着肥皂的清香。 她大概想不到，一场毫无征兆的暴行正向她袭来。邻居林非的妻子赵凤翔端着一盆脏衣服走了过来，蛮横地命令钱瑗顺便也给洗了。 钱瑗自然没有同意，这个温和了一辈子的女人，骨子里却有着知识分子不卑不亢的坚持。拒绝的话音未落，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便扇在了她的脸上。 钱瑗被打得蒙了。那时杨绛已经年过六旬，平日里连说话都轻言细语，此刻她闻声从屋里冲出来，眼中迸发出的是护女怒火。她没有丝毫犹豫，冲上去便要还手，护住自己的女儿。 然而，一个常年伏案写作的老人，如何是身强力壮的中年妇女的对手？杨绛几乎是瞬间就被对方制服，被死死按在湿冷的水泥地上。 对方没有罢休，竟揪着她的衣领，将她整个人提起来，又重重摔下，最后用尽全力，将她瘦弱的身躯狠狠甩向墙角那堆杂乱的木料架子上。 这场闹剧最终在钱瑗请来居委会干部的干预下才得以收场。但留在心里的那道伤疤，却远比身体的瘀伤更深、更痛。 钱钟书和杨绛是出了名的与世无争。杨绛先生后来在散文中写道：“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 他们一生追求的不过是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他们的家被杨绛形容为人生的客栈，迎来送往，只求内心的安宁。 钱钟书更是带着一股痴气，生活上的事一窍不通，打翻墨水瓶、弄坏台灯是家常便饭，全靠杨绛一句句不要紧，有我呢来兜底。 钱钟书的母亲曾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这是一个将精神生活置于一切之上的家庭。他们的日常不是对坐读书，就是一同背诗，甚至会为诗句中哪个字用得不够妥帖而争论不休。 女儿钱瑗便是这片丰沃土壤中长出的最美的花。她自小聪慧懂事，体恤父母。 她继承了父母的才华，从北师大俄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最终成为博士生导师，是语言学界的权威。她从不像娇生惯养的独女，什么事都亲力亲为，洗衣做饭样样拿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温润如玉、与人为善的家庭，却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邻居林非一家，似乎将恶意倾泻在这个书香门第上当成了某种乐趣。而赵凤翔如此放肆，是个人品性的低劣，那时她骂钱瑗的那句臭寡妇，戳中的是钱瑗心中最深的痛。 钱瑗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是她在北师大的同学，两人情投意合，婚后甜蜜。然而在1970年，王德一不堪忍受无端的污蔑，悬梁自尽。 这段仅仅维持了两年的婚姻，给钱瑗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邻居的辱骂是在她血淋淋的伤口上撒盐。 所以，杨绛的冲动和钱瑗的愤慨，不只是因为一个耳光，还是因为她们长久以来秉持的含忍哲学，在那一刻被彻底击穿。 杨绛能在污秽的厕所里，把便池盖擦得一尘不染，然后坐在上面安然看书。但她们无法忍受来自一个邻居，毫无来由的、纯粹发泄私欲的、针对个人伤疤的恶意攻击。这触碰了他们作为人的底线。 钱瑗看似柔弱，实则坚韧。她没有被苦难击垮，在1974年，她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组建了新的家庭，并用全部的爱赢得了继子的心，将日子重新过得有声有色。 她对父母的孝顺更是无微不至，在钱钟书晚年生病后，她搬回父母身边，变着法儿地照顾两位老人，成了他们晚年最大的精神支柱。 杨绛这位最贤的妻，在关键时刻展现了惊人的刚。她的反抗虽然失败了，但那一刻的她不是学者，也不是作家，只是一位拼死保护幼崽的母亲。 她的一生都在为这个家撑起一把伞，抵挡外界的风雨。无论是战乱年代的奔波，还是特殊时期的凌辱，亦或是丈夫生活上的笨拙，她都以柔克刚，一一化解。 多年以后，当钱瑗因癌症先一步离去，当钱钟书也撒手人寰，只剩下杨绛先生一人时，她写下《我们仨》，平静地回忆往事。书中更多的是一家人相守的温馨与甜蜜，对这场屈辱的冲突却着墨甚少。 信息来源：央广网-走了105年，杨绛先生回家了 中华网-杨绛：钱钟书心中“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全国妇联女性之声-悦读 | 今天，让我们一起重读她 《我们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