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出生名门，一生致力于历史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钱穆，1895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小时候，家里条件还不错，他打小就泡在书堆里，尤其喜欢翻历史书。可惜好景不长，家道中落后，他没钱上大学，只能回乡当小学老师。但这家伙不甘心平凡，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硬是靠着一股钻劲儿啃下了不少古籍。 到了20多岁，他开始写文章，研究历史，那水平连大学教授都刮目相看。1930年，北大历史学家顾颉刚读了他的论文，直接拍案叫绝，把他拉进了学术圈。从此，钱穆算是正式入了行，先后在北大、清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书。那时候正值战乱，他带着学生辗转各地，讲台上从不含糊，课讲得深入浅出，连门外汉都能听出味道。 钱穆的学问有啥特别的？他不像有些人一味吹捧西方，也不死守老传统，而是想从中国历史里挖出点真东西。他常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是一堆破烂，而是有根有魂的宝库。他的书，比如《国史大纲》，把中国历史的脉络梳理得清清楚楚，读完让人觉得自豪又踏实。 1949年，国内打得不可开交，钱穆带着一腔热血去了香港。那会儿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中文教育稀稀拉拉，很多年轻人连自己的文化根儿都快忘了。钱穆看不下去了，决心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学校。1950年，新亚书院成立了，条件苦得不行，教室破旧，经费靠他四处化缘。可他不怕苦，亲自上课、写书，硬是把这所小书院撑了起来。 十六年后，新亚书院跟另外两所学校合并，成了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这所大学如今在亚洲名声响当当，可谁还记得当年那个满头白发的钱穆，为了几块办学经费跑断腿的模样？他不光是教书，更是用行动告诉大家：中华文化不能丢，哪怕在海外，也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1967年，钱穆从香港搬到台北。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但他还是闲不下来，继续写书、做研究。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是在台北完成的，这本书牛在哪儿？它把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掰开揉碎地分析，告诉你每个朝代为啥行、为啥不行。后来的历史学家读了这书，都说钱穆真是个明白人，看问题太透了。 可就在他安享晚年的时候，麻烦来了。早年为了办新亚书院，他拿过台湾方面的资助。现在，有些人觉得他“欠了债”，得用影响力帮他们说话。可钱穆是个硬骨头，他搞学问从不看人脸色，想让他当传声筒？门都没有。他的直脾气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学术观点跟当局不对付，矛盾越积越深。 到了1990年，95岁的钱穆已经病得很重，走路都得拄拐。可就在这时候，有人以各种理由把他从台北的住所赶了出去。具体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政治报复，有人说是利益纠纷，总之，这事儿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被这么对待，谁看了不心寒？ 赶出去后，钱穆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短短两个月，他就撒手人寰，走的时候95岁。临终前，他念念不忘故乡无锡，想让骨灰埋回大陆，可惜这愿望也没实现。海峡两岸一水之隔，对他来说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钱穆走了，可他留下的东西一点没少。他的书到现在还摆在书店里，《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些经典，学者们翻来覆去地读，越读越觉得有嚼头。他跟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齐名，被叫作“史学四大家”，这名头不是白来的。他用一辈子证明，中国历史不是死的，是能给今天的人指路的活学问。 香港中文大学是他亲手种下的树，如今枝繁叶茂，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台北的学术圈也忘不了他，他的思想在那儿生了根，发了芽。有人说，钱穆是个理想主义者，活得太认真，可也正因为这份认真，他才能在乱世里闯出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