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当年GDP增长率为负1。6%，钢铁产量较1975年下降25%。更严峻的是，虽然极左势力在政治上被打倒，但其思想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后来被简称为“两个凡是”的政治口号。 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压力，中央党校原教授沈宝祥回忆说，那个时期党内普遍存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迷茫，“两个凡是”在客观上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更是强调这一提法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具体表现”。 但很快，现实的矛盾开始显现，邓小平在1977年4月致信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这个“准确的完整的”表述，与“两个凡是”的绝对化倾向形成了微妙差异。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78年5月11日，这一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震撼全国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的原始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他后来回忆说：“我写这篇文章时手都在抖，但想到农村老家那些饿肚子的乡亲，就觉得必须说出真话。”由于文章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连夜组织修改，并报送中央党校，最终经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政治把关后发表。 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发巨大反响，新华社的数据显示，仅5月12日一天就有28个省市级党报转载。但反对的声音同样激烈，某省委书记在干部会议上公开批评：“这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 关键时刻，邓小平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 1978年9月16日，他在吉林听取汇报时明确表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表态传开后，吉林省委立即部署真理标准讨论，成为首个省级表态支持的单位。 真正的历史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会上勇敢地提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历史冤案平反。据当时的与会者、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回忆，陈云发言后，会场响起了长达15分钟的掌声，“这说明人心所向”。 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至此，持续了近两年的“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思想较量，以真理标准讨论的胜利而告终。 这场思想解放带来的变化立竿见影，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25%，轻工业产值增速首次超过重工业。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分析认为，真理标准讨论清除了教条主义束缚，农民包产到户、企业放权让利等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更深层的变化体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上，过去那种“本本主义”的思维定式被打破，实事求是成为新的思想武器。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敢于冒着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深圳蛇口工业区敢于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都与这场思想解放密不可分。 当然，这场思想交锋也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些地方仍存在“两个凡是”的惯性思维。据《党史博览》记载，1980年前某些省份仍在清查“真理标准讨论参与者”，可见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政治争论，它告诉我们，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实践，任何权威都不能超越真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不解放思想，我们很难前进。” 这场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的思想嬗变，不仅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更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它永远提醒我们：一个民族的进步，需要的不是盲从，而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开拓新路的智慧。 信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央视《国家记忆》栏目2018年纪录片《真理标准大讨论》、《光明日报》社史编纂委员会《光明日报六十年》[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