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主席想买“的确良”裤子的生产技术，华国锋怎么执行的 “1971年7

1971年，毛主席想买“的确良”裤子的生产技术，华国锋怎么执行的 “1971年7月20日下午四点，小王，裤子买到了吗？”毛主席靠在杭州梅家坞的藤椅上随口一问。服务员摇头：“还得排长队，真难。”一句家常话，却把国家工业的短板戳了个正着。 那时，全国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棉布配给紧张。人们听到“的确良”三个字，心里就亮堂：挺括、不掉色、不用烫。当它出现在上海商店橱窗里时，一条裤子能让工人排一上午队。问题随即浮出水面——想要大规模穿上化纤，必须掌握聚酯切片、纺丝、后整理这一整套技术，而国内化纤还停留在黏胶纤维时代。 毛主席把服务员的抱怨转成一句问话丢给周总理：“为什么不多生产？”周总理沉吟片刻，只能实话实说：“还不会造。”他并非推脱，彼时苏联早已撤走专家，西方对华禁运，化纤设备与技术被写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禁售清单。 沉默过后，主席抛出新思路：“买技术行不行？”一句“买”，等于为封闭多年的对外经贸打开了一条缝。周总理立刻把李先念、余秋里叫到钓鱼台，研究进口成套设备的可行性。具体执行则落在新人华国锋身上——那时他刚从湖南调来中央，仅以“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身份露面，化纤两个字对他而言既新鲜又陌生。 华国锋没有在外贸口摸爬滚打的经历，办法却也简单：学习。他要了国家计委全部资料，请来了纺织部老工程师，连夜翻译国外样本。一个多月，大小讨论会开了十几次，弄明白了化纤从聚合、纺丝到定型的流程。随后，他亲自执笔撰写《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甚至连每吨聚酯纤维的能源消耗、换算成本都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报告遴选日本东丽、英国ICI、联邦德国曼公司作潜在供货商，附上三套“低、中、高”投资方案。 文件递到周总理案头，上批“同意”。再上报毛主席，批示干脆：圈阅。执行层面还有一堆麻烦。最棘手的是安装地点。当时正闹“三线建设”，任何新机器都往西南西北塞，图安全。可外方技术人员按合同得现场调试。把外国专家带进山沟？根本不可能。华国锋顶着压力再次修改方案，拍板把大化纤厂落在上海金山、天津大港——既临海又方便保密。 设备选址定了，资金呢？1973年，华国锋与计委汇总，设计用外汇45亿美元的“四三方案”——四十套化肥、三十套化纤。周总理看完，追加8.8亿美元，理由直白：“这事越快越好。”要知道当年全国外汇储备不足二十亿，这手笔在中国经济史上堪称破天荒。有人担心引狼入室，华国锋解释得很朴素：“老百姓想吃饱、想穿暖，我们自己暂时做不到，就请别人教。” 引进浪潮刚被点燃，政治局势却急转。1976年周总理病逝、李先念暂时靠边，江青等人把“四三方案”当成“投降主义”攻击华国锋。常委会上火药味冲天，华国锋一句话顶回去：“这是主席亲自批的，别动不动就扣帽子。”惊堂木一拍，批判草草收场。也正是这次硬碰硬，让许多人第一次见识到这位湖南汉子的倔劲。 拨乱反正后，全国建设重新提速。1977年冬，国家计委在人民大会堂开计划会议，华国锋主持。会上争议再起：到底是继续守着“三线”，还是扩大沿海？有意思的是，华国锋把发言机会给了年仅三十来岁的工程师。他站起来只说两分钟：“把机器埋在深山，不如放在铁路港口，我们缺的不是洞口，是出口。”会场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却点醒了不少老同志。 1978年春，华国锋走出国门。巴黎地铁的报站电子牌、伦敦超市里成卷的塑料袋、东京银座模特身上的聚酯西装，全让他直观感受差距。他在日程表上写下一行字：“差得远，但能追。”归国后，华国锋先后听取上海、港澳、欧洲三份考察汇报。八小时的欧洲汇报，中间连茶歇都没安排。段云后来回忆，“总理（指华国锋）就堵那儿，一个劲儿问‘人家机器换代多久’‘原材料消耗多少’。” 紧接着，国务院务虚会自7月开到9月。李先念主持，华国锋几乎全勤。会上，计委提出把技术引进总额从65亿美元抬到180亿美元，不少人大呼“吃不消”。华国锋却点头：“形势变了，胆子不大不行。”但他加了个刹车：“引进不是倒手买卖，用不好就是废铁。我们得先学会用，然后再谈改造。” 他的坚持体现在细节——每批进口设备，必须附带完整英文原版技术手册；派驻外方技师的同时，国内要选固定对口学员；三年考核，未达标的主管单位要报国务院说明原因。这些琐碎条款后来被称为“华国锋附件”，直接影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波技术引进的成效。 主观地说，华国锋并非经济理论家，却有一种务实的工科思维：先搞来，再消化，再创新，别空谈大口号。他曾把引进比作接骨：“骨头先接牢，再练功。刚接好就翻筋斗，骨折还得重来。”这种朴素比喻，比任何长篇报告都来得管用。 “的确良”裤子最终在1974年底实现国产化，第一条样品从上海金山下线。价格立刻跌了一半，商店前的长队散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这背后带动了一条长长的化工链——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重油裂解……几十家配套厂因它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