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李大钊的儿媳给周总理写信，提及李葆华，总理：接回合肥 “十二月十九日

1972年，李大钊的儿媳给周总理写信，提及李葆华，总理：接回合肥 “十二月十九日晚上八点，北京这边电话铃忽然响个不停——‘我是周恩来，请安徽方面立即把李葆华同志接回合肥！’”现场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起那通电话，仍觉得嗓音铿锵。时间定格在1972年年末，一封薄薄的家书先在安徽合肥、后在北京中南海之间往返，仅用十天便改变了一位老革命的命运。 写信的人是赵纫兰的儿媳、李大钊的儿媳妇。她在信里直言：李葆华身体羸弱、处境窘迫，若再拖延，恐有危险。信辗转经王震递到周总理案头。总理看完，眉头一沉，当晚拨通电话，次日又亲自追问落实情况。这样的急切并非客套，了解李葆华履历的人都会明白，周总理为何如此着急。 1908年，李葆华出生在河北乐亭，排行长子。那个年代，北洋军阀混战，天下并不太平。李家虽寒素，却因李大钊在北大任教，多少添了几分书卷气。可在孩子眼里，日子并不好过：有时锅里缺米，母亲却仍把仅有的几枚铜板偷偷塞进父亲手里，换来的结果是又有一批青年学生的学费被悄悄垫付。李葆华记不得父亲说过什么大道理，只记得母亲常念叨一句：“你爹做的是有用的事。” 十四岁那年，家门再度易址。搬家原因很简单，流氓恶霸盯上了李大钊。一家人几个月就换一次住处，家具都来不及落灰。少年李葆华从疑惑到习惯，再到理解。他把“有用的事”四个字刻进骨子里。1925年，他加入共青团；1927年，父亲被捕遇难。社会舆论汹涌，北平街头张贴着“营救李大钊”的标语，可营救未果。长子正要返家，伯父拦住他：“北京已成罗网，快走！” 悲愤压成一口闷气，李葆华化名“杨震”东渡日本。那是一段艰难岁月，打短工、吃冷饭、挑灯夜读，唯一的念头是“必须把路走下去”。几年后，他参加中共留日支部；“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他毅然归国，潜入上海、北平、门头沟，组织工人、发动学生、建立党支部，脚印遍布煤井与胡同。 1937年八路军东渡黄河，李葆华在晋北带着几百名村民成立游击队。一次简短的碰面，他和邓小平、任弼时在南茹村土炕上商量晋察冀根据地布局。邓小平把自己的新棉军装递给他：“先御寒，边区离不开你。”这一幕，李葆华后来提起仍觉温暖。他奉命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和聂荣臻、罗荣桓并肩作战，在四条铁路间的山区七进七出，拉起了成规模的抗日根据地。 延安整风期间，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主席摊开地图问：“边区人口多少？”李葆华答：“三百余万，水深火热，却有主心骨。”谈话结束，毛主席忽然加一句：“能打多久？”李葆华脱口而出：“打到底！”毛主席微笑点头。短短一小时交流，却让他明白什么叫战略定力。 1949年，新中国筹建中央各部委。水利部部长内定傅作义，副部长名单里突然出现“李葆华”。彭真来做动员，他直皱眉：“我没做过官，找行家去吧。”彭真摇头：“这话我替你捎到主席那儿？”一句问话把他堵得哑口。于是，华北水利委员会几十人马成了水利部雏形；淮河治理、永定河改道、三门峡动工……他和傅作义同乘木船在淮河逆行十几日，一边听老百姓抱怨水患，一边在舱壁上画草图。多年以后，淮河两岸碧水环绕，很多人只记得傅部长，却忘了那位戴眼镜、嗓音微哑的副部长。 1961年，他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随后的一段特殊时期，老一辈不少人饱受冲击，李葆华也未能例外。妻子替他写信，是出于无奈，更出于集体记忆对一个老兵的珍重。周总理电话指示“接回合肥”后，中央专机直接降落合肥机场。不到半月，他又被叫到北京。总理同他从夜谈到凌晨，两个人时而商量、时而沉默。三小时后，结论只有一句：“立即赴贵州，任务紧迫。”天亮，飞机已在跑道上等候。 贵州山高路险，经济底子薄。李葆华上任第二天，就拉着省里同志钻进山区。他讲话不多，却常站在工地拄着拐杖看水位。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摆手：“别管我，工程抓紧。”这种拼劲持续到他调任人民银行行长。金融工作陌生，他又从头学起。八十年代初，人民币防伪、货币面额调整，他一一跟进，连印钞纸样都要看细节。旁人感叹：“老李还是那股子认真。” 1982年，74岁的李葆华退到二线，担任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他在家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一层是父亲李大钊的著作，一层放自己的工作笔记。偶尔有晚辈来请教，他合上本子说：“我没什么经验，只有四个字——有用的事。”从河北乡间的小木屋到北京中南海，从晋察冀深山到贵州崇岭，他用一生去回答母亲那句未说出口的问题：什么是“有用”？答案或许朴素，却足够铿锵——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就是最有用的事。2005年2月19日，他在北京安然辞世，享年九十六岁。 回想1972年的那封信，它不过是普通人手写的数百字，却串起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征途。周恩来一句“接回合肥”，在电话线那端掷地有声，更像向所有老党员宣告：风浪再大，组织都不会忘记。不得不说，李葆华的故事让人确信——有些信念，从来不会随时局起伏而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