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警卫胡长保，为救毛泽东而牺牲，临死前仍说：祝革命胜利 “1935年6月4日，班长，天上那几只铁鸟又折回来啦！”陈昌奉揪着喉咙喊。胡长保只是“嗯”了一声，脚下没停。 谁也想不到，这一天会成为他短暂生命的终点。可要追溯故事，还得从江西吉水说起。1930年春天，16岁的胡长保掏出家里唯一的铜钱，跟乡亲打了个招呼就进了苏区。少年举着步枪，第一次站岗就把蜂鸣一样的虫声听成了敌哨，挨了排长一顿笑，却从此再没出过纰漏。谨慎、死心眼，这是老战友给他的最初标签。 在中央苏区，通讯排是块硬骨头：天线、密码、文件，一环错全盘输。胡长保却爱钻研，夜里点油灯拆电报机，第二天依旧能挺着精气神儿出早操。1933年底，他被调到军委机关。每回毛泽东外出，他都悄悄踩点，把最近的土坯墙哪块松、哪棵树能挡身位，一个人拿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别人笑他“像摆地摊的”。他咧嘴：“多走一步，多活一人。” 长征开始前夕，副官处准备精简随行班子。有人担心瘦高的胡长保扛不住高原，说他一咳能咳出一把尘土。毛泽东亲自拍板：“让他来，他稳。”就这样，胡长保当上了警卫班长，肩上背的是驳壳枪，心里背的是整支队伍的安危。 进入贵州，寒风透骨。胡长保见毛泽东夜里咳得厉害，翻遍集市才换来几把辣椒、一小坛甜米酒。临近腊月，他把辣椒熬成汤，把米酒烤热，端到作战地图旁。毛泽东尝一口，笑道：“辣得人醒神，打仗也要这么火。”旁人都说班长心细，他却摆手：“领袖精神头儿足，我们跟着省心。” 大渡河一渡，形势豁然开朗。6月初，部队在花岭坪休整。卫生部、供给部、后通信队混编前行，场面颇为“杂牌”。老人家徐特立扯着胡长保问路，蔡畅递来半截干粮，邓颖超拉住毛泽东量脉搏，大家边走边聊，像赶庙会。胡长保一声不吭，只把首长们围在中间——他知道，欢乐越多，风浪也越近。 水子地在前，山高谷深，竹林密密扎进云雾。午后，阳光被浓雾切得七零八落。忽然，三个黑点划破天幕，是川军请来的“黄膀子”轰炸机。它们没盘旋，直插下俯冲。胡长保反手夺过毛泽东未合上的书，用身体挡在前头，冷不防一股气浪把人掀翻。巨响连环，石屑乱飞。 爆炸停顿的瞬间，尘埃漫过灌木。陈昌奉跌跌撞撞找人，只见毛泽东蹲在地上，胡长保仰面躺着，军装前襟被热血浸出深色。肚子里插着弹片，他却硬抬头，挤出一句：“主席，您得赶路。”声音低到像漏风的箩。 钟福昌撕开急救包，血喷他满手。胡长保捉住毛泽东袖口，手掌冰凉却用力得惊人：“把队伍带出去。”毛泽东俯身，眉头紧锁，从怀里摸出那条打过补丁的夹被压在他身上，嘴唇抖了抖，却一句豪言也没说。周围竹叶无风自落，像在降旗。 不到半分钟，敌机再次盘旋。警卫班员抬担架被他拒绝，他喘着气说：“拖着我，会连累更多人。”毛泽东眼圈赤红，终是咬牙下令：“隐蔽！”队伍散入林间。胡长保听见脚步远去，才长吁一口气。他的手指抓住土壤，嘴唇一张一合，陈昌奉俯耳，只听到六个字：“祝……革……命……胜……利。” 20岁出头的青年，在竹林里合上双眼，没有留下遗照，甚至没来得及报父母姓名。可花岭坪一役后，中央机关安全抵达水子地，红军随后夺取懋功，川西北打开通路。后来人总结战例，总爱提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却少有人记起那件染血的夹被。 有意思的是，长征胜利后，吉水老区修纪念碑，缺少详细材料。地方干部给延安写信求证，毛泽东批回四个字：“谨书长保。”可惜年代动荡，原件遗失，碑上只刻一行：胡长保——1935年6月4日，为保护中央首长壮烈牺牲。比起那些烈士传记，这行字显得简单到近乎吝啬。但熟悉的人懂，他一生都在用行动写履历，留不留显赫笔墨，并不打紧。 试想一下，如果那天没有“黄膀子”俯冲，也许胡长保会陪毛泽东穿过草地，后来再去抗日前线；也可能在1949年站在南京城楼旁当警卫，灰发里夹着几缕雪白。可历史向来不做假设，它只在关键节点挑最执着的人作注脚。 多年后，安葬他的那片竹林早已枯荣交替。当地彝族猎户传下口耳相授的故事：有个瘦高汉子，用身体挡下天上掉下来的“雷”，他的血染红整片竹根，因此竹笋格外鲜甜。真假难考，听者却照样肃然。因为人们明白，那鲜甜出自牺牲。 不得不说，胡长保的名字没有进入《红军长征通讯录》，也没被写进厚重教科书。可在警卫系统的传承课上，老兵常用两句话讲他——“动作要比首长快半步，生死要比首长慢半拍。”这条不成文的规矩，一直沿用到今天。 如果你路过吉水，偶遇一座不起眼的小碑，别嫌石头旧，别嫌字迹浅。轻轻擦去灰尘，你还是能辨出那四个字：谨书长保。那是一个普通青年在20岁写下的遗言，也是他用生命兑现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