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扬言美国想击败中国得先学中国#】“我们曾预警过第一次‘中国冲击’。下一次

【#美媒扬言美国想击败中国得先学中国#】“我们曾预警过第一次‘中国冲击’。下一次将会更糟。”7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以此为题刊文称，美国制造业曾因中国商品进口激增而遭受结构性冲击，如今中国又在航空、人工智能等众多创新领域与美国展开竞争，逐渐从追赶者变为领先者。

文章作者、经济学教授奥托尔（David Autor）和汉森（Gordon Hanson）指出，美国目前主要以加征关税应对“中国冲击”的做法并非良策，他们建议，美国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应对。

文章称，1999年至2007年，中国首次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导致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消失，这被称为“中国冲击”。二十年后，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曾自称“世界运动衫之都”）和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曾自称“世界家具之都”）等地的工人，仍未从失业的打击中恢复。尽管此类地区经济有所复苏，但新增岗位多集中在低薪行业。类似的情况同时发生在几十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玩具、体育用品、电子、塑料和汽车零部件等。

文章认为，大约2015年前后，中国向制造业的转型完成，这一波冲击的势头便停止了。此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开始回升，在奥巴马、特朗普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时期均保持增长。

其实早在2013年、2014年和2016年，奥托尔和汉森就曾与多恩（David Dorn）共同发表了研究，谈及上述观点。至于为何现在仍在谈论“中国冲击”，作者解释说，政策制定者花了太多时间回望过去，打“上一场战争”，他们应该更多关注正在浮现的新一轮“中国冲击”。

他们警告说，这一次可能会糟得多。

文章写道，第一次“中国冲击”是一次性事件。本质上，中国只是学会了几十年前就该掌握的事。对美国而言，这导致了本可避免的惨痛失业。但美国从未打算在跨境电商平台Temu售卖运动鞋或组装AirPods。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超1亿人，而美国仅为1300万人，如果认为美国有能力或应该在半导体和网球鞋领域同时与中国竞争，近乎妄想。

在作者预见的新一轮“中国冲击”中，中国正从“追赶者”变为“领跑者”。如今，中国正积极角逐美国长期主导的创新领域，包括航空、人工智能、电信、微处理器、机器人、核能与核聚变、量子计算、生物科技与制药、太阳能、电池等。

掌控这些领域将带来多重红利：高利润和高薪岗位带来的经济收益；塑造技术前沿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控制战场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

作者指出，通用汽车、波音和英特尔曾是美国的“国家冠军企业”，但它们的黄金时代已过。与此同时，随着美国退回“MAGA 孤立主义圈”，中国在非洲、拉美、东南亚乃至东欧的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大。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将中国打造成“世界工厂”。如今的中国模式已然不同：民营企业与政府协同发力。

文章举例说，作为资源禀赋较弱的内陆省会，安徽合肥曾比较落后，如今一路狂飙突进，成为中国第二大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通过风险投资、扶持困境中的电动汽车企业、投资本地研发，合肥在短短五年内跃升至中国顶级工业城市之列。

中国屡次创造此类奇迹。全球最大、最具创新力的电动车企（比亚迪）、动力电池商（宁德时代）、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和光伏企业（隆基）均为中国初创企业，且成立时间均不超过30年。

它们在技术和价格上占据主导地位，世界其他国家对这些“顶级竞争者”毫无招架之力。美国政策制定者嘲讽中国产业政策时，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空客发展初期的争议，或是太阳能公司 Solyndra的破产教训，但他们真正该关注的，是能在空中灵活盘旋的大疆无人机群。

作者认为，第一次“中国冲击”注定会消退。在服装、普通家具等产业，中国的增长已落后于越南。但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未沉湎于过去，哀叹制造业优势的流失，而是聚焦21世纪的核心技术。与基于廉价劳动力的策略不同，只要中国拥有资源、耐心和持续竞争的定力，第二次“中国冲击”就将持续下去。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7年，在人工智能、密码学等64项前沿技术中，美国在60项领先中国，中国仅领先3项。然而，在2019至2023年的最新报告中，排名彻底逆转：中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领先57项，美国仅领先7项。

美国的应对措施是什么？主要是关税：在所有领域、对所有商品、一次性加征关税。即便对于美国20年前输掉的贸易战，这也是个乏善可陈的策略。按照目前的战略，美国或许能夺回制造网球鞋的岗位，若进一步施压，到2030年，得克萨斯州可能会出现组装iPhone的工厂。

在作者看来，仅凭关税，永远无法让美国成为创新的热土。关税确实应纳入贸易工具箱，但它应是精准的弹药，而非不分敌友、伤及无辜的地雷。

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

“在我们十年前开展中国研究之前，我们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放任自流的贸易策略优于其他混乱的选项。但现在我们不这么想了。”作者写道，美国对第一次“中国冲击”的失当应对表明，美国需要更优的贸易策略。

更优策略是什么样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凡事应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

奥托尔和汉森表示，他们不提供过于简化的答案，而是提出四项核心原则：

第一，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美国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多数也是美国的商业盟友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应与欧盟、日本及诸多自贸伙伴（如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协同行动，而非因它们胆敢向我们出售我们所需的商品而向其施以高额关税惩罚。若美国牵头，联合更多国家共同对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效果会截然不同。

同时，我们应鼓励中国在美国建设电池和汽车工厂，就像过去三十年中国吸引美国顶尖企业在华设厂一样。为何要邀请这些强劲竞争对手入驻美国？中国政策制定者常提及“鲶鱼效应”：强大的外来竞争者会刺激本土弱势的“沙丁鱼”加快游动，否则就会被吃掉。当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还是“沙丁鱼”时，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就是那条“鲶鱼”。如今，特斯拉在中国已不再是“鲶鱼”，反而越来越像一条紧张的“沙丁鱼”。“如果将中国的领先产业拒之门外，美国将陷入本土企业平庸化的困境。”

第二，美国应向中国学习，在关键新兴领域积极布局。选定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无人机、先进芯片、核聚变、量子技术、生物科技）投资，并采用“中国模式”：政府主导设立大型风险投资基金，容忍单个公司或项目的低成功率，但力图在催生新产业上的高成功率。

第三，聚焦于美国有胜算的领域（如半导体）或决不能失守的领域（如稀土），并长期进行投资以达成理想结果。美国政治体系的政策连贯性就像嗑了药的松鼠一样短暂，它频繁地改变奖惩机制，以至于很难取得好成果。

第四，防范下一次来自中国或其他地方的重大冲击带来的失业影响。过去二十年来，制造业失业带来的创伤给美国造成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麻烦。在此期间，美国认识到延长失业保险、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工资保险等措施能够帮助失业工人重新站起来，但这些政策规模较小、针对性太差，收效甚微，而且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文章指出，当行业崩溃时，最好的应对措施是让失业工人迅速找到新工作，并确保那些对美国净就业增长贡献最大的年轻小企业做好发展准备。而关税只能狭隘地保护老旧制造业。

作者认为，应对第二次“中国冲击”，美国需要发挥自身优势，而非舔舐伤口。美国必须培育那些具有高创新潜力的产业，由私人和公共部门共同投资。这些产业正处于全球竞争之中，中国在十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停止打过去的贸易战，在当前的竞争中迎接中国的挑战。

奥托尔和汉森在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经济智囊眼中，是颇具影响力的名字。他们的“中国冲击论”不仅被两任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智囊们赞同，还成为了白宫如今对世界多个国家发动关税讹诈的借口。

然而，奥托尔曾在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指出，他的观点被白宫曲解了。

他表示，当年对“中国冲击”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否定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且他也同意自由贸易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好处。他说，研究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提醒美国的决策者以及推崇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让他们既要看到全球化的好处，也不能把一切都交给资本市场。

奥托尔认为白宫用他的理论去给乱加关税的做法背书，还说这是为了让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是曲解了他的意思，是在用一个错误的办法，去解决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

而这种错误的做法还会进一步毁掉美国现在还拥有的“高尖端制造业”，令美国遭受更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