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主席教你如何选书、读书、用书 “1965年12月的一个深夜，你们谁还有《旧唐书》？拿来！”灯火跳动间，毛泽东放下茶杯，抬头问秘书。对话短短两秒，却把他一生的阅读劲头表现得淋漓尽致。 1904年，11岁的湖南少年毛润之第一次闯进湘乡县城书铺，抱回《三国演义》。他没钱买，只好租，读完后还要在灯下抄写。抄到“诸葛亮舌战群儒”时，他忽然嘀咕：“辩论有意思，日后在课堂上也试试。”这份把书里招式直接挪进现实的劲头，一直贯穿到1976年9月8日清晨——他生命最后七分钟的阅读。时间线由此铺开，前后七十二年。 “要想看得远，先得爬到书山顶。”1918年毕业前夕，他在长沙橘子洲头向同学如此感慨。那几年，他把图书馆当宿舍：白天翻卢梭、穆勒，夜里读《资治通鉴》。读得越杂，脑中越活泛，他甚至把《天演论》与《孟子》并列做卡片，这让身边人很困惑。毛却认定：只有求“宽”，才能最后落到“专”。 抗战进入僵持阶段的1939年，他在延安谈话：“假设十年后我不在了，剩下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都得用于学习。”这不是客套。当时陕甘宁边区缺纸，他就把旧电报纸裁成小条，摘记《史记》《资治通鉴》里关于统一与分裂的章节，顺手评上一句：“知彼，故能知己。” 195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他要解决的是“钱怎么用、粮怎么分”。别人塞来成沓报表，他却先要《国富论》和《资本论》对照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不久，他连夜批注：“重工业优先可行，但别忘了苏联还有伏尔加—顿河运河。”当年财经会议，他引这句话一锤定音，决策者心里都服气。 选书除了“求宽”，他还爱“求反”。1965年秋，他吩咐印《蒋介石言论集》一万册。有人担心“给敌人作宣传”，他摇头：“不看对方的棋路，谈何布局？”那段时间，他隔三差五与身边人讨论蒋的回忆录，常用一句口头禅：“知其然，亦要知其所以然。” 更有意思的是“以点带面”。研究《楚辞》，他不止楚辞；《九章》《离骚》读罢，又要《战国策》《汉书艺文志》；甚至让人把长沙马王堆帛书影印给他。“顺藤摸瓜，连根一起抠”，他对秘书这样比喻。 读书方式同样别具一格。批注是他的“第二大脑”。一行小楷写在页边：“纣王能武能文，奈何不得民心。”又或者用大红铅笔标记：“此处可当今用。”他常提醒年轻干部：摘抄只记原话不顶用，最好再加一句“我怎么想”。 重读经典，是他另一习惯。《共产党宣言》翻破几本，《红楼梦》封面重贴三次。每逢再读，他还注明日期：“1953.8再阅”“1961.1又阅”。有人问为何“老书不停温”？毛笑道：“好菜要反复咀嚼才能出味。”不得不说，这套笨办法效果奇佳，很多政策思路，恰在重读里豁然开朗。 联系实际，是阅读的终极目的。1947年挺进大别山前，他一早看《孙子兵法》到“围师必阙”，旋即批注：“此条可解林彪之困。”晚上电文发到前线，果真助林部脱险。加拿大记者盖恩后来写文章说：“毛泽东读书从不浪漫，他读的是战争方法。”话虽尖锐，却相当精准。 用书与教书常常同步。1958年大跃进浪潮里，他在庐山闲步忽然念出《尚书·禹贡》里的河道治理，还提笔画图。几个工程师跟着改施工方案，把一段堤坝提前加固。毛没有亲自搬过石头，却实实在在用书拯救了一条江湾。 1976年9月8日5时50分，《容斋随笔》轻轻摊在床头。插满管子的他抬眼望书：“再看五分钟。”旁人心酸，却也理解。因为那是一生定下的规矩：脑袋清醒一天，书就得翻一天。七分钟后，书签停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十小时后，历史掀开新一页。 今天回溯毛泽东读书之道，不难发现三条简单又管用的准则：选书要宽而准，读书要深且活，用书要敢也要稳。方法并不神秘，难在执行。试想一下，若能把他那种“读了就想用、用了再去读”的劲头借一点过来，哪怕只是借一点，个人成长的路恐怕都会换个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