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18年，明朝贡生于成龙被授官为县令，他从山西一路乞讨走了近2千公里才到达广西罗城县，共花了3个半月。 山西永宁州的一间破屋里，45岁的前明贡生于成龙，盯着手中那份任命文书，又看了看空无一粒米的米缸和病榻上气息微弱的母亲。 他沉默地摘下墙上那方祖传的澄泥砚，走向当铺，换来几串铜钱，买了三双草鞋、一顶斗笠和一小袋粗粮。 次日清晨，他背上行囊，孤身踏上了跨越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直抵广西罗城的漫漫苦旅。 近两千里险途，他走了整整三个半月。 当衣衫褴褛的他，拄着木棍出现在罗城那座破败的县衙前，衙役错把他当成讨饭的流民，差点将他轰走。 谁也没想到，这个“乞丐县令”的到来，将在这片被朝廷视为“烟瘴之地”的绝境中，燃起一道名为“清廉”与“仁政”的熊熊火焰，照亮一方百姓的生路。 罗城，这座位于广西西北的边陲小县，在清初是名副其实的“鬼门关”。 县志记载，全县登记在册的仅有六户人家，盗匪横行，瘟疫肆虐。 前任官员或死或逃，县衙早已坍塌，只剩一座漏风的关帝庙勉强栖身。 于成龙到任的第一夜，便是在这破庙的神案后铺开草席。 更凶险的是，当夜便有山匪踹门而入，明火执仗地劫掠。 于成龙操起一根烧火棍，死死守住存放着仅剩几卷文书的偏殿，背上被匪徒的砍刀划开一道三寸长的血口。 次日清晨，他草草包扎伤口，抹去脸上的血迹，召集起仅剩的几名衙役和老弱乡民，声音嘶哑却斩钉截铁地宣布：“今日起，剿匪开荒！” 然而，比匪患更致命的是席卷全县的饥荒。 于成龙打开官仓，霉变的陈米不足百斤，仅够百人活命十天。 他二话不说，脱下身上最后一件稍显体面的绸褂，交给老仆周伯：“拿去当铺，换粮！” 周伯含泪而去，换回两担糙米。 于成龙亲自在庙前支起大锅熬粥，分发给奄奄一息的饥民。 周伯的儿子高烧不退，老人偷偷藏下半碗稀粥想留给儿子，被于成龙发现。 周伯吓得跪地求饶，却见这位县令默默将粥倒进孩子的碗中，轻声说：“明日，我去后山挖蕨根。” 次日黄昏，衙役在城隍庙后找到了周伯僵硬的尸体，老人怀里紧紧揣着留给儿子的半块糠饼。 于成龙用草席裹尸时，摸到老人腰间硬物，正是那张典当了他绸褂的当票。 当夜，破庙烛光摇曳，于成龙强忍悲痛，遣散了身边仅剩的几名仆人，声音哽咽：“跟着我，下一个饿死的，就是你们。” 从此，堂堂七品县令，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 他白天处理公务、率众剿匪，夜晚独自在破庙里舂米，手上血泡染红了木杵。 剿匪之路同样充满凶险与智慧。 面对盘踞山林的悍匪，于成龙没有一味强攻。 他孤身闯入匪寨，指着山寨里玩耍的孩童，对匪首发出灵魂拷问：“你想让你的儿子，将来也和你一样，做这刀口舔血的勾当吗？” 三天后，十八名被触动的悍匪带着抢掠的账册下山自首。 于成龙在关帝神像前与归顺者歃血为盟，立下铁律：“持械抢劫、残害百姓者，斩！劫富济贫、情有可原者，以劳役赎罪！” 这道充满人情味又极具震慑力的法令，迅速瓦解了匪患根基。 同时，他推行“保甲法”，将荒地划成“井”字格，招募流民垦殖，承诺“开荒三载不纳粮，收成归己！” 这比清廷正式确立的土地产权政策早了整整十五年。 当邻县柳城的匪帮来袭，罗城破败的土墙上，滚木礌石之后，竟站着握紧镰刀、眼神坚定的妇孺。 这是罗城七年来，第一次无人弃城逃散。 康熙三年，奇迹发生了。 稻田绿浪翻涌，牛羊漫山遍野，新落成的养济院里飘出药香，朗朗读书声从简陋的学堂传出。 罗城人口从最初的六户激增至千户，荒城重现生机。 然而，创造奇迹的于成龙，依旧住在漏风的关帝庙里。 每日两餐，仍是糠粥就着腌菜。 一位邻县县令来访，见他正蹲在庙门口劈柴，粗布官服的肩线早已崩裂，露出被烈日晒伤的黝黑皮肉。 饭桌上仅摆着一碟盐拌野菜。 邻县县令含泪掏出银票相赠，却被于成龙轻轻推开。 康熙六年，朝廷“卓异”嘉奖令送达罗城。 此时的于成龙，正爬在一户孤寡老人的屋顶上修补漏雨。 百姓感念其恩德，自发凑足百两白银作为“程仪”相赠。 于成龙却将这笔钱全数换成耕牛，分给了最贫困的农户。 离任赴四川合州那日，罗城万人空巷。 官轿行出三里，忽闻身后哭喊震天！ 数百百姓赤着双脚，不顾碎石荆棘，一路狂奔追至县界界碑，齐刷刷跪倒一片，青色的衣衫汇成一片哀伤的海洋。 于成龙慌忙下轿，对着百姓长揖及地，久久不起。 当年于成龙亲手栽下的榕树早已亭亭如盖，浓荫下立着一块无字碑。 “父母官”三字的千钧重量，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主要信源：（文献——《清史稿·于成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