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连长刘玉明结束了军旅生涯，准备转业离开部队，在路过汽车站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穿着破烂的女乞丐，他漠然地走过，没有多加留意，但是，就在他踏上车厢的那一刻，一种莫名的不忍让他回头一望，惊讶地发现那位女乞丐正拼尽全力地追赶着即将开动的汽车。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沂蒙山区档案馆的深处，藏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一对中年夫妻并肩而坐，身板挺直，神情严肃，可他们的衣角，却紧紧地绞在了一起。 这份无声的亲密，藏着一个漫长得惊人的故事，照相馆的老师傅后来回忆，拍照那天，女人的手就没松开过男人的衣袖，那不是寻常的依恋，更像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抓紧，生怕一松手，人又没了。 故事要从1938年的冬天说起，那年，中央派来的宣传队翻山越岭，把油印机和“抗日救国”的新思想带进了闭塞的沂蒙山。 而且村里人头一回知道，女人也能读书、说话，甚至登台唱戏，年仅十六岁的梁怀玉，一双眼睛亮得像星星，总是挤在识字班的最前排。 可她脑子活，三天就能背下《抗日三字经》，还能把《论持久战》的道理编成顺口溜，教给纺线的姐妹们，凭着这股聪明劲和胆识，她很快成了沂蒙山区为数不多的妇女干部。 而到了1944年夏天，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滨海区党委下达死命令，要求莒南县三个月内动员两千人参军。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连年打仗，村里的青壮年早就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不是独子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动员大会连开三天，只剩下一片死寂。 就在这僵局里，十九岁的梁怀玉走上土台，她没讲空话，也没喊口号，只用一句清脆而决绝的声音，压过了山风：“谁第一个报名，我就嫁给谁！” 这不是示爱，更像是一场公开的豪赌，用自己的终身大事，去撬动一群男人的血性与体面。 在人群里，那个给地主家打短工、黑瘦的汉子刘玉明，第一个哆哆嗦嗦地按下了手印，他家里穷，父亲眼瞎，母亲卧床。 然而，这个手印像一颗投入静水里的石子，当天傍晚，报名表上就按满了176个血红的指印，创下了鲁中南单日征兵的纪录。 并且梁怀玉没有食言，她亲手把一根红头绳系在刘玉明手腕上，嫁给了他，婚礼简陋到没有唢呐和红喜字，婚房是漏雨的土坯屋，婚床是稻草铺的。 而仅仅十二天后，刘玉明便随部队开拔，临走前，梁怀玉只说了一句：“家里有我，你在前线安心打仗。” 刘玉明是安心走了，谁知他留给妻子的，却是一个外人难以想象的烂摊子，婚后的梁怀玉，一个人扛起了三代人的生活，她天不亮就上山挖野菜，伺候瘫痪的公公擦洗翻身，晚上还得帮不识字的邻居代写家信。 为了给婆婆抓药，她连夜走二十里山路，鞋底磨穿了，就用布条缠着脚继续走，家里唯一能取暖的土炕，她让给了养伤的八路军排长，自己带着婆婆和小姑子挤在过道里，村里人都说，梁怀玉这个媳妇，比儿子还顶用。 但她心里只装着一件事：等那个在晒场上按手印的男人回来，可前线的消息时断时续，台儿庄大捷时来过一张喜报，孟良崮战役后却送来一件染血的军衫。 自1947年孟良崮战役后，刘玉明就和家里彻底断了联系，六年的等待里，梁怀玉两次徒步踏上寻夫的路。 在1949年，她终于等来丈夫解放徐州后寄的第一封信，揣着信就步行上百里地赶到徐州，得到的却是部队早已转移的消息，第二年，她又凭着信里提到的几个零碎地名，把附近的县乡跑了个遍。 直到1950年春天，战争总算停了，已是连长的刘玉明脱下军装，准备转业，他左腿带着伤，胸前别着三枚军功章，背着一个褪色的军挎包，站在尘土飞扬的车站。 而且刘玉明想过无数次重逢的场面，却没料到会是这样，一个满身尘垢、头发乱如杂草的女人，正跌跌撞撞地追赶一辆即将开动的汽车，嘴里沙哑地喊着什么，他漠然地走过，可就在踏上车厢的一刻，他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 但他几乎是凭本能冲司机吼了声“停车”，随即跳下车，奔向那个身影，当他拨开那人脸上早已看不出颜色的乱发时，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让他瞬间呆住了。 他们什么也没说，两只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那一天，他们在车站拍下了那张合影，照片里，两人坐得笔直，没有一丝笑容，可那紧紧绞在一起的衣角，藏着六年的风雪和一生的承诺。 如今，这张照片静静地躺在沂蒙山区档案馆，旁边的展板上写着：“1944年8月，莒南县，单日动员176人。” 而且下面还有一行注释：“整个抗战期间，沂蒙地区共涌现红嫂4276人，收到阵亡通知书1132份。” 从1944年那句承诺到1980年的团圆，他们为国家献出了整整三十六年，她们不是将军，也不是英雄，她们只是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然后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山、一间厨房、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 【信源】山东省档案馆《滨海区抗日动员档案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