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8年，姚广孝病危，朱棣去探望时问有什么遗言。姚广孝说：“还望陛下把溥洽给放了。”朱棣叹了口气，同意了姚广孝所求。 溥洽是大明开国以来最特殊的囚徒。这位临济宗高僧曾是建文帝朱允炆的主录僧，在洪武末年入宫，主持皇太孙府邸的佛事。 建文元年，朱允炆登基后，溥洽升为左善世，成为佛教界的领袖之一。靖难之役期间，他始终陪伴在年轻的皇帝身边，直到南京城破的那个夜晚。 关于溥洽的罪名，《明史》记载得颇为隐晦：“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 这段文字背后，藏着永乐朝最大的政治谜团 ：建文帝的下落。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李景隆打开金川门，燕王朱棣的大军涌入南京。皇宫随即燃起大火，灰烬中发现几具烧焦的尸体，宦官指认是朱允炆、皇后、太子朱文奎等人。 对此，但朱棣始终心存疑虑，怀疑朱允炆可能潜逃。 这种疑虑转化为长达十余年的追查。朱棣派遣胡濙遍访天下州郡，郑和率船队远下西洋，一大任务都是探寻朱允炆踪迹。 溥洽作为建文帝最亲近的僧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永乐元年正月，溥洽被以 “涉及妖言” 的罪名关押在锦衣卫诏狱，这一关就是十六年。 溥洽在狱中即使锁链加身，仍坚持早晚课诵。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曾多次刑讯逼供，但溥洽始终只说 “先帝天命已尽，贫僧不知其踪”。 朱棣对溥洽的处置极为矛盾。他既想从这位僧人嘴里掏出真相，又忌惮杀掉这个名僧可能引发的风波。要知道，姚广孝也是僧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是皇觉寺和尚，更重要的是，溥洽的师父是著名高僧宗泐，曾主持天界寺，深受朱元璋敬重。 这种矛盾让溥洽的监禁状态变得微妙，没有被判处死刑，能得到基本的饮食供应，有时还能收到外界送来的佛经。但锦衣卫的监视从未松懈，有一次溥洽的弟子想送一件棉衣入狱，竟被搜查了好几遍才获准送入。 姚广孝对此事始终保持沉默。作为朱棣最信任的谋士，他完全清楚溥洽被关押的真相，但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他从未向朱棣提及此事。这种沉默背后，是姚广孝复杂考量， 他深知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朱棣心中的禁区，任何触及的尝试都可能引火烧身。 直到姚广孝弥留之际，这才开口向朱棣求情，让将溥洽释放。 朱棣的猜忌心是很重的，但他对姚广孝始终信任，而且一直保持着尊重。朱棣和姚广孝相识于四十多年前，初次见面时，姚广孝便向朱棣直言说：“大王若能用臣，臣愿奉白帽著王。” 这个充满野心的暗示，让朱棣既震惊又兴奋，而后来，正是这个和尚，用一个个精准的计谋，将朱棣从藩王推上九五之尊。 如今，姚广孝将死，朱棣对他的这个所求，在短暂考虑后，答应了。 姚广孝的请命至少包含三重深意，其一，是责任。作为临济宗的重要人物，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同门高僧被长期囚禁。溥洽在佛教界声望极高，其师宗泐曾翻译佛经、出使西域，是朱元璋倚重的大德。营救溥洽，符合姚广孝 “以佛辅政” 的一贯主张。 其二，是智慧。姚广孝深知，朱棣对建文帝的追查已陷入僵局。长期关押溥洽，不仅无法获得真相，反而会让民间愈发相信建文帝尚在人世。释放溥洽，等于向天下传递一个信号：朝廷已不再执着于过去的恩怨。 其三，是自我救赎。姚广孝虽然帮助朱棣夺取了皇位，但内心深处始终存在愧疚。《明史》记载他 “未尝临广堂，居常蔬食”，拒绝所有荣华富贵，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未尝不是一种精神补偿。临终前营救溥洽，也是为自己寻求心灵解脱。 三天后，姚广孝这位 “黑衣宰相” 在庆寿寺圆寂，享年八十四岁。不久后，溥洽走出了锦衣卫诏狱。 十六年的监禁让溥洽须发皆白，但身形依旧挺拔。前来接他的庆寿寺僧人发现，溥洽的袈裟虽然破旧，却洗得干干净净。 溥洽被安置在庆寿寺西院，与姚广孝的灵堂仅一墙之隔。朱棣赐给他 “僧录司右善世” 的官职，允许他主持佛事，但暗中仍派锦衣卫监视。 有趣的是，溥洽从未试图离开京城，每日只是诵经、打坐，偶尔与来访的僧人谈论佛法。 释放溥洽后，朱棣逐渐放缓了对建文帝下落的追查。这些变化并非偶然，而是与姚广孝临终的请命形成呼应。 姚广孝的葬礼极为隆重。朱棣亲自撰写碑文，称赞他 “识察天运，言屡有验”，并追赠荣国公，谥号 “恭靖”。但这位 “靖难第一功臣” 的墓前，始终没有石像生，也没有歌功颂德的铭文，只有一座简朴的佛塔，在夕阳下沉默矗立。 溥洽在庆寿寺住了十年，于宣德元年圆寂。临终前，他将一件贴身的袈裟交给弟子，说：“此乃先帝所赐，吾今归西，当以清净身见佛祖。” 弟子后来发现，袈裟夹层里藏着一首诗：“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乌早晚朝。” 这首疑似建文帝所作的诗，成为历史留下的又一个谜团。#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