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姐在哈尔滨上学，我读两年，我姐读了四年。我三舅在哈尔滨挺有钱的，一次都没去

我和我姐在哈尔滨上学，我读两年，我姐读了四年。我三舅在哈尔滨挺有钱的，一次都没去看过我们。倒是有次放假回学校我妈妈让我给三舅带她自己下的大酱，说我三舅就爱吃这口。 那年我刚上大一，抱着装大酱的玻璃罐在哈尔滨站转车，罐口用塑料布仔细扎着，生怕撒出来。按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三舅家，是个带电梯的高档小区，保安登记时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打量。开门的是三舅母，烫着卷发，穿着精致的家居服，看到我手里的玻璃罐愣了一下，才不冷不热地让我进门。 三舅不在家，三舅母给我倒了杯水，全程没问我和姐姐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只是盯着电视里的购物频道。我局促地坐在沙发边缘，说：“舅妈，这是我妈自己下的大酱，说三舅爱吃。”她瞥了一眼罐子：“放厨房吧，他最近减肥，不爱吃这些了。”我看着厨房台面上琳琅满目的进口调料，突然觉得手里的玻璃罐格外寒酸。 没坐十分钟，三舅母就说：“你三舅今晚有应酬，要不你先回去？学校宿舍关门早吧？”我赶紧站起来告辞，她甚至没起身送我到门口。走出小区时，哈尔滨的风刮在脸上生疼，手里的空书包轻飘飘的，心里却堵得慌——原来在有钱的亲戚眼里，我们这样的穷学生根本不值得费心。 姐姐比我早两年到哈尔滨，早就习惯了三舅的冷淡。她在大学城兼职发传单，冬天冻得手通红，却从不说要去找三舅帮忙。有次我跟她抱怨：“三舅太过分了，咱们在这儿上学，他都不来看一眼。”姐姐叹口气：“人家忙着做生意，哪有空管咱们。妈让带大酱是尽心意，咱们别指望别的。” 但妈妈总念叨：“你三舅小时候最疼你，现在条件好了，肯定能帮衬你们。”她每年都要亲手做些咸菜、酱菜，让我们给三舅送去，说：“都是家里的味道，你三舅肯定想家。”有次我忍不住说：“三舅母根本不当回事，上次的酱估计都扔了。”妈妈红着眼圈说：“好歹是亲戚，礼数得到。” 真正让我改观的是大二那年冬天。姐姐突发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刻手术，我手里的生活费根本不够住院费。给家里打电话，妈妈急得在电话那头哭，说这就去借钱。正六神无主时，医院催着缴费，我咬着牙给三舅打了电话，心里根本没抱希望。 没想到三舅半小时就赶到了医院，还带来了医生朋友。他没问太多，直接去缴费处交了押金，又安排护工照顾姐姐，转身对我说：“别告诉你妈，省得她担心。你姐恢复期间需要营养，这钱你拿着买吃的。”他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塞给我，手指上还沾着机油，大概是从工地赶来的。 我愣在原地，三舅拍了拍我的肩膀：“在外面上学不容易，有事别硬扛，跟三舅说。”这才发现他穿的羽绒服袖口都磨破了，不像三舅母说的那样“天天应酬”。后来护工说，三舅来的时候满头大汗，说是从郊区工地开车赶过来的，闯了两个红灯。 姐姐出院那天，三舅又来了，还带来个保温桶，里面是他让三舅母熬的小米粥。“刚手术别吃油腻的，喝点粥养养胃。”他看着姐姐苍白的脸，皱着眉说：“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兼职别太拼命，钱不够跟我说。”姐姐红着眼圈说：“三舅，谢谢你。”他摆摆手：“谢啥，我是你舅。” 那天三舅才说，他不是不想来看我们，是怕三舅母不高兴，“她那人好面子，觉得你们家条件一般，总说怕被拖累。”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妈每年给我带大酱，我都舍不得吃，知道是她的心意。你们在哈尔滨上学，我早托朋友照看着，知道你们俩丫头懂事，不想麻烦人。” 他还给我们留了个电话：“这是我工地上的号码，24小时开机，以后有事直接打这个，别打家里电话。”临走时他又说：“别跟你妈说这些，省得她胡思乱想。亲戚之间，帮忙是应该的。”看着他开车离开的背影，我突然明白，有些人的好，从不在嘴上，而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 后来我才知道，三舅生意做得并不顺利，前两年投资失败赔了不少钱，正靠着工地的活儿慢慢回本。给姐姐交的手术费，是他刚结的工程款。妈妈寄去的大酱，他每次都分给工地的老乡，说：“这是我姐做的，有家的味道。” 毕业那年，三舅来学校帮我们搬行李，特意请我们吃了顿饭。席间他喝了点酒，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当年家里穷，是你妈辍学供我读书，我才有今天。你们俩要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别忘本。”他眼圈红红的，不像平时那个沉默寡言的舅舅。 现在我和姐姐都在哈尔滨工作了，常去看三舅。三舅母对我们也热络了，说：“你三舅总念叨你们，说俩外甥女有出息。”妈妈寄来的大酱，她会主动拌上黄瓜端上桌，说：“还是家里的味道香。” 每次想起那些在哈尔滨的日子，心里都暖暖的。原来亲情从不是表面的热络，而是藏在心底的惦记；不是锦上添花的客套，而是雪中送炭的真诚。三舅或许不善表达，却用最实在的行动告诉我们：亲戚之间的情分，从不会被距离和贫富隔断，只要心里装着对方，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