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铁匠朱其升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头像，他越看这个人越眼熟，于是偷偷将妻子拉到一旁对她说：“其实毛主席是我结拜兄弟，”妻子大惊：“你怕不是穷疯了吧！” 1952年的一个夏天，在湖北大冶的一个小镇上，一位年过半百的铁匠正在炉边忙活，他叫朱其升，是镇上出了名的“老实人”，打了一辈子铁，手艺好，但话不多，炉火映红了他布满老茧的手，屋外的蝉鸣一阵接一阵，空气中弥漫着铁屑和煤烟的味道。 这天傍晚，邮差敲响了他家的门，手里是一封盖着红色印章的挂号信，信封厚实，背面印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字样，朱其升接过信，愣了好一会儿，手指微微颤抖，像是握着什么沉甸甸的东西，他不识字，只得请邻居帮忙读信，那信，是从北京寄来的，落款是毛泽东。 那一刻，朱其升的眼眶湿润了，许久未曾提起的记忆，像炉火中的碎铁屑，一下子被烧得通红，他没有立刻说话，只默默收起信，转身回到屋里，把信封放进木箱最底层，对于他来说，这封信不是荣耀，而是一段被时间封存的往事，悄悄地在心里扎了根。 四十多年前，朱其升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出生在湖南石门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家里穷，饭都吃不饱，为了贴补家用，他跟着父亲学打铁，早早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那时的中国正值风雨飘摇，辛亥革命席卷全国，年轻人都想着投军变命运，他离开老家，辗转来到长沙，希望能靠一身力气找到出路。 长沙当时是个乱中有序的地方，街头车水马龙，兵招四起，朱其升报名参军，被编入湖南新军，分到了一个基层号兵棚，训练苦，日子紧，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新兵营里来了不少人，其中有个叫毛润之的青年，身材瘦高，说话不多，但总是眉头紧锁，眼神坚定，他们住一个营棚，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渐渐相熟。 朱其升是个实在人，见谁缺啥都会搭把手，毛润之没有棉衣，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让给他穿，打饭排队，他也总是帮人占个位置，其实他也穷，但他从不计较这些，那些日子，兵营条件差，长沙的冬天冷得刺骨，夜里冻得睡不着觉，他们靠着一团火取暖，靠着一口气熬过去。 新军很快解散了，许多人各奔前程，毛润之回了乡，后来听说他继续读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朱其升则回到老家，重新拿起铁锤，那些年的日子，像炉火里的铁条，一锤一锤地砸过来，他在湖北大冶落了脚，娶了妻，养了孩子，生活虽清苦，但也算安稳。 战乱不断，日子时好时坏，有时候几天都打不到一单活，家里揭不开锅；有时候却能连着几天加夜班，干到手肿背酸，他从不叫苦，因为他知道，这就是命，可他心里始终记得那个在长沙共过寒冬的青年，那双眼睛，那份沉静，仿佛早就预见了未来的风雨。 新中国成立那年，乡里家家户户贴上了毛主席的画像，朱其升第一次看到那张画时，整个人都怔住了，他盯着画像看了很久，越看越觉得熟悉，那眉眼，那神情，和他记忆中的毛润之几乎一模一样，他没有立刻说出口，甚至连家人也没提，这个秘密，他埋在心底，像炉灰下的一点余烬。 直到1952年，他终于鼓起勇气，托镇上的私塾先生帮他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可能冒昧了，但他实在无法忘记那段日子，他不求什么，只想知道，那时候的朋友，如今是否安好，信寄出去了，他没抱太大希望，可谁知，几个月后，他真的收到了回信。 毛泽东在信中称他为“其升兄”，还清楚地提到当年在新军兵营里的情景，信里没有大话，只有一份温情，他还寄来了一笔钱，让朱其升改善生活，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做点实事，朱其升读完信后，沉默了很久，他不是感动得流泪的人，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炉边，把那封信反复读了三遍。 他没有用那笔钱为自己置办新房，也没有去做什么铺张的事，他把钱拿来，在镇上开了一家油布伞厂，他知道南方雨水多，老百姓家家户户都需要伞，他用自己做铁的手艺，亲自打造伞骨，带着几个年轻人学艺，慢慢把伞厂办了起来，他给伞厂起名叫“和平”，说这是个能遮风挡雨的名字。 伞厂开起来后，日子渐渐好过了，原本靠打铁糊口的他，成了带动乡里就业的“朱老板”，可他从不张扬，那封信，他用红布包好，锁在柜子里，不让外人看，也不拿它来说嘴，他常说：“人活着，总得干点实在事，” 1956年，朱其升受邀前往北京参加轻工业会议，这是他一辈子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最后一次，中南海的会客厅里，他见到了毛泽东，两人时隔四十多年再次相见，没有铺张的场面，也没有仪式感的拥抱，他们只是坐下来喝了顿茶，说了些旧事，毛泽东鼓励他继续发展实业，说国家需要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