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鲁迅写了很多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老蒋大怒，派沈醉前去暗杀，沈醉在鲁迅门前蹲守半个月，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的后台实在太硬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1933年的上海，一位作家引起了当权者极大的不安，他不是军阀，也不是政客，只是一支笔杆子，却让国民党的高层夜夜难眠，这位作家叫鲁迅，他的文章像刀子一样，直指国民党的要害，那一年，蒋介石对这位“麻烦制造者”下达了一个秘密命令：让他永远闭嘴。 接受任务的是军统特务沈醉，那时的沈醉二十出头，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专门负责缉捕、暗杀等机密行动，他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往上海，开始对鲁迅进行秘密监视，这不是沈醉第一次执行暗杀任务，但他很快发现，这次与以往大不相同。 鲁迅当时住在上海虹口的一栋小楼里，地处租界，表面上看是个普通教书先生的住所，但沈醉蹲守了几天后，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压力，每天都有各种身份的人前来拜访鲁迅，有文化界的知名人物、学生，还有一些穿着讲究、举止不凡的人物，这些人中，有的来自同盟会背景，有的是光复会旧部，还有一些来自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他们的出入频繁，说明鲁迅并不孤立，而是处在一个复杂而有力的社会网络中心。 更让沈醉顾虑重重的是鲁迅的社会影响力，在他看来，鲁迅虽然不掌握实权，却影响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的文章在《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接连发表，语言犀利，内容大胆，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对日本侵略的软弱态度，虽然没有点名，但每一个字句都在戳国民党的痛处，鲁迅一篇《“友邦惊诧”论》讽刺当局在外交上只会装模作样，引起了广泛共鸣；《论“逃难”与“赴难”》则揭示了政府官员在危机时刻逃避责任的可耻行径，这些文章传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在学生中间被当作“必读材料”。 沈醉原本打算在晚上动手，他和手下租下了鲁迅住所对面的一个房间，架起望远镜，观察鲁迅的日常作息，他发现鲁迅每天清晨起床后会泡茶、翻书，下午有人来访，晚上点灯熬夜写作，生活节奏规律得像钟表，可问题在于，他几乎没有独处的时间，而且周围总有人陪伴，更重要的是，鲁迅的住所位于日本人控制的租界范围内，任何非法行动都有可能引发外交纠纷，这层政治保护网让沈醉举步维艰。 他考虑过在鲁迅出门时动手，可每次鲁迅出门，不是去书店就是去与学生、文化界朋友见面，经常有外国记者在场，一次鲁迅从内山书店回家的途中，沈醉觉得时机成熟，手下甚至已经把枪拿出来准备行动，但恰好遇上几位外国记者与鲁迅打招呼，围着他谈话，整个计划不得不临时中止，这样的偶发事件反复出现，让沈醉意识到，鲁迅的“身边环境”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除了现实操作的困难，沈醉开始真正认识到鲁迅的“硬气”并非靠后台，而是靠他的文字和影响力，他的文章不仅在中国大陆引起反响，连一些外国媒体也时常引用他的言论，一个作家能影响国际舆论，这在当时并不多见，鲁迅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党派和地域，不再是一个可以轻易消灭的个人，而是一个思想符号。 沈醉向戴笠汇报后，提出了“鲁迅的后台太硬，暂缓行动”的建议，这个“后台”并非指某个军阀或政治人物，而是指一个横跨社会各界的影响网络和公众支持，戴笠虽然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强行推进这次行动，暗杀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蒋介石虽未得逞，但并未就此罢休，他换了方式，试图说服鲁迅“出国休养”，甚至暗示只要他离开，就可以撤销通缉，为此还派了几位与鲁迅有旧交的人前去“劝说”，这些人带着各类承诺，有的许诺高官厚禄，有的以亲情动之情理，甚至有人提议安排他去日本，避其锋芒，但鲁迅一概拒绝，他没有发火，也没有妥协，只是继续写他的文章，把一个又一个黑暗角落揭露出来。 1936年，鲁迅因肺病去世，他去世时年仅55岁，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自发组织悼念活动，送葬队伍绵延不绝，没有谁再提起那次未遂的暗杀计划，但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隐喻——在那个压抑的年代，最锋利的武器不是枪，而是文字。 多年后，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太多，只是说了一句：“那人不好动，”历史没有给他太多解释的机会，但事实已经说明一切：一个人的力量如果真正来自民心与思想，就不是枪口能轻易压制的。 鲁迅并没有依靠任何“后台”在政治中求生，他依靠的是对时代的洞察、对真相的执着，以及对人民的深情，他的文字成为那个时代最清醒的声音，也成为后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精神坐标。 信息来源：台北"国史馆"档案解密目录（2016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