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本军官在火车上对一名中国老太太施暴，其他中国人不敢制止，正当他洋洋得意时，一把匕首插进了他的头颅，让他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安家是吉林海龙镇上数一数二的富户，小姑娘安荣卿打小穿得干干净净，文敬一家就住在镇口的土坯房里，她爹走得早，娘靠缝补浆洗拉扯她长大。 这俩姑娘在镇上就一所学堂上学，还是同桌，彼此的感情非常深厚。 1931年秋天，日本人的火车开进了县城，紧接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占了海龙镇的炮楼。 起初大家还想着，忍忍也许就过去了，可日子一天天过，日本兵在街上横冲直撞，胡作非为，却无人能管。 两人师范毕业后，都分到了镇上的小学当先生，可好景不长，日本兵给学校派了个“指导官”，要求天天教日语，课本全换成了印着太阳旗的本子，连唱的歌都得是日本调子。 文敬一第一堂课就把日语课本扔在地上，说咱中国人凭啥学日本话？指导官告到校长那，校长吓得脸色发白，把文敬一叫到办公室骂了半天，说再犟就把日本兵叫来抓她。 安荣卿听说了，趁着下课找到文敬一，拉着她就往校外走，俩人躲在城外的小树林里，直到天黑才敢回家。 那年冬天，镇上日本洋行的经理丢了块怀表，非说是路过学校门口的货郎偷的，那货郎是个老实人，天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见了谁都客客气气。 洋行经理带着两个日本兵，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就把货郎摁在地上，货郎哭喊着说自己没偷，可那经理根本不听，抬脚就往他胸口踹，旁边的兵还用枪托使劲砸。 没一会儿，货郎就不动了，血顺着雪水流了老远，在地上冻成了红冰碴子，围观的人不少，都咬着牙，可没人敢出声。 安荣卿站在教室门口，指甲深深掐进手掌，血珠都冒出来了。 文敬一气得浑身发抖，跑回宿舍“哐当”一声摔碎了暖水瓶，热水溅了一地，她对着墙喊：“这该死的日本人！总有一天得让他们滚出去！” 俩人一拍即合，第二天就辞了职，瞒着家里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揣着攒下的几块银元，偷偷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到了沈阳才知道，找抗日队伍比想象中难多了，安荣卿把自己戴了多年的银镯子当了，换了些盘缠，后来听说，齐齐哈尔那边有真正抗日的队伍，她俩二话不说，又买了去齐齐哈尔的火车票。 火车慢悠悠地跑着，文敬一和安荣卿都在憧憬着未来的好日子，俩人越说越有劲，好像已经摸到了抗日队伍的枪。 就在这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袄，手里拄着根破拐杖，颤颤巍巍地刚上车，想找个地方坐下。 她看见一个穿制服的日本军警对面有空位，就慢慢挪过去坐下，那军警长得五大三粗，脸上带着刀疤，一看就是个狠角色。 他斜着眼瞪了老太太一下，嘴里“八嘎八嘎”地骂着，用脚踢老太太的腿，让她滚开。 老太太还想跟他说句好话，那军警突然火了，抬脚就往老太太胸口踹，老太太“哎哟”一声倒在地上，他还没完，又冲上去对着老太太的脸打了一拳。 老太太顿时满脸是血，挣扎着想爬起来，军警又抬脚往她身上跺，满车厢的人差不多都是中国人，可就是没人敢上前。 文敬一“腾”地站起来，安荣卿也跟着站起，俩人眼里都冒着火，文敬一摸了摸怀里的匕首，她冲安荣卿点了点头，安荣卿咬了咬牙，也掏出了自己的匕首。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俩姑娘已经冲到了军警面前，那军警冷不防被人捅了一刀，“嗷”地叫了一声转过身，看见是两个年轻姑娘，眼睛瞪得溜圆。 文敬一没给他反应的机会，拿着匕首又冲上去，安荣卿也紧跟着扑了过去。 俩人虽然是姑娘家，可那股狠辣吓住了所有人，一下，两下，三下……直到那军警瘫在地上不动了，她俩还在喘着粗气，手上、身上全是血。 文敬一转过头，对着满车厢的人喊：“父老乡亲都看到了吧！日本人居然在我们的国家欺负我们！” 安荣卿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字字清楚：“如果再让他们这样横行下去，中国人就没有活路了！同胞们，快点觉醒吧！”车厢里鸦雀无声，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人攥紧了拳头。 没过多久，火车到站，日本兵带着枪冲了上来，把安荣卿和文敬一抓走了。 她们被关进了吉林公主岭的监狱，日本人以为她们是抗日队伍的人，把能用的刑都用了，可俩人硬是没哼一声。 安家听说闺女被抓，把能卖的全卖了，凑了一大笔钱，托人找关系，想把俩姑娘赎出来。 日本人说只要她俩在镇上的戏楼当着众人的面磕个头，说句“以后归顺皇军”，就能放她们回家。 狱卒把这话传给她俩时，两个姑娘却异口同声的说：“死了也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1936年，两个年轻女孩就在监狱中走完了自己短暂但光荣的一生。 其实哪有什么英雄，不过是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往后退，就像安荣卿和文敬一，两个普普通通的姑娘，凭着一腔热血，用自己的命，照亮了那个黑暗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