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咱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咱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1961年冬，京郊寒风凛冽，雪还未下，天却早早阴沉下来。孙玉芹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在去医院的路上。 她一只手提着简单的行李，另一只手扶着围巾掩住下巴，尽量不让寒气灌入衣领。丈夫于敏已经连续半个月没回家了，她心里虽不是没有怨气，但更多的，是体谅与沉默。 她不是不想让他陪着，可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丈夫做的是国家的顶级机密工程，属于保密单位，一切行踪、工作内容都不容外泄。哪怕她是最亲的人，也只能知道：“他在做很重要的事。” 当年，于敏突然从原本稳定、光鲜的理论物理研究岗位上调走，一句话未留，连父母都蒙在鼓里。 孙玉芹起初以为他只是短期外出，后来见他越来越沉默，常常整宿整宿不在家，电话更是从未响过。 直到一次偶然，她半夜醒来，发现枕边空无一人，只有丈夫留下的一张纸条：“我走了，别担心。” 她没有哭，只是轻轻地摸了摸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她知道，于敏一定是在为国家干一件大事，一件连命都要豁出去的事。 那年，于敏正式加入中国氢弹研发工作，投身到隐姓埋名的科研战线上。他签下了绝对保密协议，从此彻底切断了与亲友的联系。 他被带往一座戈壁滩边的研究基地，每日面对无数复杂的数据和试验，有时候在实验室一熬就是三天三夜。为了安全、为了成果，他甚至连妻子生孩子的日子都无法请假。 而那天，孙玉芹一个人到了医院，忍着剧痛办手续、进产房、上产床，连一个可以握住的手都没有。她咬牙强撑着，一边拼尽力气生孩子，一边心里默默地念着丈夫的名字。 “玉芹，是个女儿。”护士轻声对她说的时候，她笑了。疲惫不堪，但那笑容里有宽容，有理解，更有作为一个军人妻子的坚强与担当。 孩子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于敏始终没有出现，也没有只言片语的消息。她曾怀疑他是不是出了意外，但又迅速压下心里的慌乱。 她告诉自己：“他没事，他是在为这个国家，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而在北京西郊一间不起眼的小院子里，于敏推开家门，阳光洒在他有些瘦削却坚定的脸上。 屋里，孙玉芹正在洗衣服，一盆水冻得她手通红。听见门响，她回头，见是丈夫回来了，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 “回来了？”她习惯性地笑笑，“今天怎么回来得早？” 于敏看着妻子，眼里藏着不易察觉的激动。他脱下外套，坐在炕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咧嘴一笑：“今天，氢弹爆炸成功了。” 孙玉芹一愣，随口接了一句：“那可真是大好事啊，国家有出息了。”她说着，继续搓着手中的衣物。 于敏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似的，搓了搓手：“我想着……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 “庆祝？”孙玉芹抬起头，“怎么庆祝？” “买一只烤鸭？”他试探着说，眼神竟带着点孩子气。 孙玉芹怔了一下，随即笑了出来：“你这人……你说氢弹爆炸成功就成功了呗，和咱们有啥关系？还买烤鸭，你知道一只多少钱么？哪有那闲钱！” 她说着，语气却没有责备，只是像过惯了紧日子的主妇那样心疼钱。 于敏笑了，没吭声。他把手伸进外套的内袋，从兜里掏出一沓摞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放在了炕桌上。 “这些……是奖金？”孙玉芹眼睛都直了。 “算是吧。”于敏轻描淡写地回答，“组织上给的，说是氢弹项目的阶段性奖励。” 孙玉芹伸手去碰那一沓钱，手又缩了回来，眼圈忽然有些红了：“我都不知道你这些年到底在忙什么，天还没亮你就出门，黑灯瞎火才回来，娃娃小时候你都没抱过几次……我问你，你从来都说‘保密’，‘不能说’。” 于敏低头沉默。良久，他抬头望着妻子，声音有些哽咽：“我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但我知道，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