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王稼祥拒当中央书记处书记，毛主席直言：你早就该当了 “稼祥同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早就该当这个书记。”1956年9月28日傍晚，北京中南海里传来毛主席带着半分笑意的声音。房间里只点了一盏台灯，光线不强，却挡不住王稼祥微微皱起的眉头。他本想再推辞，却被一句“没得商量”彻底堵了回去。 此前两天，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一中全会刚刚闭幕。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在大会大厅反复确认后，最终出炉。王稼祥的名字赫然位列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意味着他将与彭真等人一道处理日常党务。可会后，他悄悄对身边人说：“我的身体又不好，何况多年脱离一线，怕耽误大事。” 其实，毛主席敢拍板，并非一时兴起。时间拨回到二十一年前——1935年遵义会议。那场紧要关头的会议里，王稼祥是最早站出来公开支持毛主席的资深中央委员之一。会场气氛紧绷，他却直截了当地说：“要想赢，非让毛泽东来指挥不可。”一句话，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转折赢得关键砝码。 遵义之后的长征路仍旧险象环生。毛、周、王临时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军事决策，几次生死攸关的强渡、突围，都是他们在篝火旁摊开地图讨论出来的方案。王稼祥那时体内弹片作祟，夜里疼得睡不着，仍照常出谋划策。正因这段并肩作战的日子，毛主席才把他的倔强和才干都看得清清楚楚。 人未必总能斗得过病痛。1937年起，他的旧伤和胃病时好时坏，1943年几近脱岗。毛主席却不愿放松对他的期待，亲自找他写纪念建党22周年文章。王稼祥翻遍文件、跑图书室，一笔一画写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稿子送到窑洞时，毛主席难得只改了几处标点，随后交给《解放日报》。文章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引得当时延安不少青年眼睛一亮。 1945年七大召开之前，王稼祥正住在杨家岭旁的小屋休养，胃抽痛让他直不起腰，只能缺席大会。选举中央委员那天，他的票数意外偏低。毛主席守在计票黑板旁，一支烟没抽完，就把情形看透。第二天，当着六百多名代表的面，他开口“补课”：“稼祥同志因病缺席，请各位同志想想他过去立下的功劳。”结果，候补中央委员名单里王稼祥高票在列。很多代表事后感慨：“主席这一句话，大家心里都服气。” 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骤然展开。延河水没干，部队却又要打起背包。毛主席在作战指令堆里仍抽空关注王稼祥的诊疗进度，多次批示让他去苏联动手术。一句“不要担心费用，组织负责”，让他心里暖得直冒汗。可以说，王稼祥的生命能拖到建国，毛主席的“盯诊”功不可没。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响起礼炮，王稼祥却不在现场。刚做过手术的他，胸口还贴着厚纱布，却依然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短报：“新中国成立，欣慰难言。”他休养不到半年，便被任命为首任驻苏大使。那时中苏谈判多苛刻，斯大林见他第一面就打趣：“听说你在这里动过刀子？”王稼祥笑答：“刀子能治病，也能削苹果，关键看怎么用。”一句话，说得翻译都忍不住抬头。 使馆三年，他参与起草大量援助协议，也目睹了两个大国间的微妙。1955年回国，毛主席亲批“速回中央工作”。王稼祥原以为最多当个副部长，结果直接推上书记处书记的位子。正因如此，八大闭幕后他才去找毛主席请辞。毛主席说话向来不拐弯：“你是老书记，经验最足，谁比你合适？”一句“你早就该当了”，把客套全都堵死。 新职务并不轻松。毛主席习惯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开夜会，常常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窗外的虫声与屋内烟雾缭绕交织。王稼祥虽常胃痛，却从不缺席。毛主席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半躺在床头，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围坐一圈，话题从工业化到外贸额，甚至偶尔聊到《水浒》。那种既轻松又紧张的气氛，让王稼祥回到房间常常已经凌晨。秘书心疼他，他摇摇头：“这些事不干，我睡得着么？” 外交是他的老本行。1957年至1964年，他先后陪同周总理、毛主席会见尼赫鲁、苏加诺、德斯汀诺等外国领导人。王稼祥身材并不高，但谈起外语来节奏明快，让翻译几乎插不上嘴。有人形容他“说俄语掺着安徽腔”，他自己反而乐在其中：“安徽腔救过我命，外国人觉得亲切。” 进入六十年代末，他的宿疾加重，再次提出辞去繁杂职务。毛主席在批示里只写了七个字：“同意休养，注意疗养。”简单，却带着默许的关切。遗憾的是，治疗未能阻挡病情。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在医院静静合上双眼。噩耗传到中南海，毛主席沉默良久，低声对身边人说：“他是老战友，也是敢把真话摆到桌上的人。” 追悼会当天，挽联写着“扶危定倾，勋留天地；忠肝义胆，浩气长存”。白花静静堆在灵柩旁，来送行的多是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有人站在角落抹泪，也有人轻声念叨：“倘若他身体好点，肯定还能干上几年。”这句半是惋惜、半是真情的评价，恐怕也是对王稼祥一生最贴切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