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军司令员杨勇回到房中，却突然感到一把枪顶在脑后。他回首一望，竟发觉来人是自己的哥哥杨世明，而其竟是奉命前来刺杀自己的。 1949年11月，晃县万籁俱寂。解放军司令员杨勇结束了一天的军事会议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住处。突然，一把手枪抵住他的后脑，冰冷的枪口透着杀意。转身一看，持枪者竟是他的堂兄杨世明！这位奉命刺杀的哥哥为何对亲人下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恩怨与抉择？这场惊心动魄的兄弟对峙，不仅牵动亲情，更关乎革命的命运，故事的真相令人屏息。 杨勇于1913年诞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镇的一户普通农家。家中一贫如洗，仅以种田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颇为拮据。他从小就机灵，13岁就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14岁入了共青团，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同时成为共产主义者。 红军时期，他从宣传队员干起，很快当上了连政治委员，参与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斗。长征路上，他带队冲锋，突破湘江封锁线，攻占娄山关，立下不少功劳，1934年还得了三等红星奖章。 抗日战争中，他加入八路军115师，担任686团副团长、团长兼政委，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战绩显赫。到了国共内战，他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1949年初升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带队解放了衢州、景德镇等20多座城市。他身经百战，五次负伤，身上伤疤无数，但从没退缩过，性格果断，指挥沉稳，部队里都敬他三分。 杨世明比杨勇大几岁，是堂兄，同样出身浏阳穷苦人家。小时候两兄弟一起在田里干活，关系挺铁。后来，杨世明背井离乡外出闯荡，欲谋求一条出路，却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国民党警察队伍。他在国民党治下混得不容易，警察队伍里多是地痞流氓，欺负人、捞油水是常事。 杨世明没啥背景，吃了不少苦，靠着韧劲和一点机缘，慢慢爬到了晃县警察局局长的位子。1949年，他负责晃县治安事宜，麾下有数十人。然国民党腐败至极，他工作得极为憋屈，日子亦颇为艰难。眼见解放军兵临城下，他置身其间，陷入两难之境。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西南地区还是国民党残部的地盘，贵州、四川一带聚集了90多万残兵败将，勾结土匪，负隅顽抗。中央军委决定由贺龙率军南下，配合第二野战军，彻底清剿西南的国民党势力。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二野，采取“大迂回战略”，从湘西、贵州边界进攻，避开国民党重兵布防的秦岭。杨勇的第五兵团任务明确：从湘西晃县沿湘黔公路直插贵阳，切断国民党军逃往云南的退路，再北上解放重庆。晃县为关键一站。驻守于此的国民党警察及其残部早有耳闻：解放军来势汹汹，传言将清剿一切旧势力。 杨世明在晃县听到这些消息，压力山大。国民党残部煽风点火，说杨勇铁了心要赶尽杀绝，手下警察人人自危。杨世明不想坐以待毙，决定冒险一搏。他熟悉晃县地形，又摸清了杨勇的住处，打算趁夜潜入解放军营地，干掉司令员，以乱敌军阵脚。他带着几名心腹，摸黑潜入，藏在杨勇的房间附近，伺机行动。杨勇刚结束会议，毫无防备，独自回房。杨世明瞅准时机，持枪上前，枪口直抵杨勇后脑，准备动手。 杨世明潜入前，偷听了杨勇的军事会议，得知他在追查晃县的国民党残部，语气坚决，似乎不留余地。这让他更加认定必须除掉杨勇，以保手下活命。可当他举枪对准杨勇时，杨勇认出了他，喊了一声“世明哥”。这一声让杨世明愣住了，多年未见的兄弟情涌上心头，手指僵在扳机上。杨勇趁机稳住局面，放下武器，开始交谈。杨世明坦白了自己的处境：国民党警察队伍乌烟瘴气，他被逼无奈才走上这条路。杨勇则耐心解释，共产党对归降人员从宽处理，只要放下武器，就能改过自新。 杨世明带来的几名警察也陆续现身，气氛从紧张转为复杂。杨勇没急着抓人，而是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土匪路是死胡同，害人害己。他提到中央的政策，凡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员，都可既往不咎，或收编或返乡。杨世明听后动摇，想到手下兄弟的家庭，想到老母亲的期盼，决定投诚。 天亮后，杨世明带着手下走出营地，交出所有枪支弹药。杨勇亲自安排，允许他们继续在晃县维持治安，但必须接受解放军指挥，立功赎罪。杨世明提出不当警察局长，想加入解放军随军作战。杨勇却劝他留在晃县，熟悉地形人脉，正适合整顿地方秩序。几天后，38军摩托部队抵达晃县，杨世明的警察部队配合解放军，清理国民党残部据点，减少了战斗伤亡。11月4日，第五兵团16军攻占天柱，国民党军望风而逃。杨勇率部冒雨急行军，九天后解放贵阳，彻底切断国民党军退路。 贵阳解放后，杨勇挥师北上，11月30日攻占重庆市郊南温泉。蒋介石父子仓皇逃往成都，国民党军心涣散，纷纷起义或投降。12月23日，国民党司令胡宗南弃军逃往海南，12月30日，成都和平解放，大西南战役画上句号。杨勇战功赫赫，1950年1月开始担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荣膺上将军衔，他与杨成武、杨得志一同被称为新中国的“三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