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孔令伟去世，其姐孔令仪为她脱去男装，换上旗袍，画上淡妆，随后低头啜泣道：“来生做个完整的女人！” 民国那些事儿里，不缺背景显赫的人，也不缺作风乖张的角色，但像孔令伟这样，能把“桀骜”两个字活成终身标签的，着实没几个。 她出身孔家，母亲是宋霭龄，舅母是宋美龄，父亲孔祥熙又是国民政府的财政大员，家学、财势、政权三位一体，该有的全有。 她是这个家族的二小姐，按理该是穿旗袍、学钢琴、谈婚事的年纪，却活生生过成了“男孩子里的头儿”，从不肯穿女装，叼雪茄、玩枪械、飙车开路，顶着一张漂亮脸蛋，偏要过最硬气的生活。 她从小就不乐意别人喊她“孔二小姐”，名字也不要那种温柔挂的“令俊”，改成“令伟”——伟大的伟，带着点玩笑口气，却也是真心话。 这个改名，不只是抛弃一个女性符号，更像是她人生的宣言：不做小姐，不做太太，也不当某某人的谁，只当她自己。 大背头、男西装，叼着雪茄穿梭在蒋府高墙深院里，谁敢说她不合规矩？她规矩都不爱听的 有人说她是疯的，也有人说她是酷的。 但说到底，她只是那个年代里极少数，把“我不一样”这四个字活出来的女人。 喜欢枪，是从小就开始的事，十岁学打靶，十四岁上马，开车比男孩还疯，和那些富家少爷们比起来，她不但不逊，反倒更野得有章法。 她会喝酒，而且喝得比谁都稳，一坐下就是一圈男将，她能喝还能听，最爱酒桌上那点真话。 可她并不是谁的手下败将，能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多年屹立不倒，自有她的一套生存智慧。 宋美龄看重她，不只是因为她是外甥女，更因为她懂她，陪她，知道她什么时候孤独、什么时候想听人说话。她最早留在台湾时，蒋宋身边能用的人多得是，可偏偏把孔令伟留下来，安排她进了士林官邸，成了身边不离不弃的“总经理”。 那个“总经理”可不是说着玩。 官邸里的医生、警卫、管家，通通要听她号令。 谁跟谁关系好，谁又在打听什么事，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她会在酒桌上套话，打听来后再一股脑说给宋美龄听。她不是在传闲话，而是在撑起宋美龄那个孤独而精致的政治堡垒。 宋美龄是个讲规矩的人，但对孔令伟例外。 不高兴时骂她一通，不出两天自己登门道歉。 这关系，比姨甥更亲，比朋友更深，她们有过冷战，有过对峙，但从未分开太久。 甚至有人说，孔令伟可能是宋美龄的亲生女儿，这种传闻无从考证，但看宋美龄对她的容忍与依赖，不难理解外界为何这么猜。 她不结婚，也从没想过要过寻常女子的人生。 有人劝她相亲，她去了，穿了难得的女装，还踩着高跟鞋咬牙陪对方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 回来之后一声不吭，脸上写满了“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情场不顺，更多还是那个时代不肯容她。 她不是没人追，有人真心想靠近她，比如林世良，为她放下身段追了许久。 她也动了心，两人你侬我侬地谈起了恋爱。 结果林世良因贪污被戴笠枪决，那一下，把她的感情线彻底打断了。 往后余生，她再也没有公开亲近任何人。她变得更冷，也更狠，像是把自己完全锁进了一个硬壳里。 日子照样过，她也从没喊过苦。 蒋介石死后，宋美龄伤心过度，带着她搬去纽约。她不习惯那边的清寂日子，总说“美国空气太干净，不适合我这种人”。没多久就借口看病回到台湾，一边治病，一边接手振兴医院事务。 她晚年的身体越来越差，医生怀疑她得了直肠癌，她不信，说最多是肠炎。 结果拖着拖着，身体开始水肿、气短，连走路都吃力了。 医生劝她做放疗，她冷冷一句：“这病轮不到你教我。”身边人无奈，也没人能管得动她。 1994年，她的病情已经拖不住了。 宋美龄那时人在美国，听到消息，火速飞来台湾，一连守了她八天。 她不肯住院，不肯配合检查，躺在床上不动弹。 宋美龄陪在旁边，眼神里尽是担忧。 宋美龄离开没多久，11月8日夜里，孔令伟病情急转直下，最终因肺积水导致心肺衰竭，走得很安静，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吩咐身后事。 她的遗体被送进殡仪馆时，医生只做了简单防腐处理，因为她生前一再强调不准“动刀子”。 孔令仪是她的大姐，也是最早发现她“不愿当女人”的人。 那天她站在妹妹的遗体前，看着那个从不肯穿旗袍、不肯化妆的孔令伟，竟然动手为她换上了一袭深蓝色的女式旗袍，帮她梳了个规规矩矩的老太太发型，又给她脸上抹了点淡粉。 躺在那里的人，忽然间像是变了模样，不再是那个在重庆街头拔枪的混世魔女，而是个温婉从容的老年贵妇。 那一刻，没人说话，只有孔令仪低头哭了一句：“来生做个完整的女人吧。” 11月14日，追思会在台北举行，蒋纬国等人到场吊唁。 随后，遗体被送往纽约安葬，停在宋氏墓园附近的方砖教堂。11月16日上午，宋美龄坐着轮椅缓缓抵达教堂。一开始还能强作镇定，但当牧师读出祷词，她的肩膀开始轻轻发抖，接着低头、掩面、失声痛哭。 葬礼后，其他人都离开了，她一个人坐在墓前，久久未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