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当时的江西省省长乘坐周总理的专车前往中南海，毛主席得知后，马上出门迎

1959年，当时的江西省省长乘坐周总理的专车前往中南海，毛主席得知后，马上出门迎接，高兴地大喊道：“大哥”。 1959年的某一天，毛泽东走出中南海，站在台阶下等人。 他不是为了接见某位部长，也不是迎接哪国贵宾，而是等一位地方来的干部——江西省省长邵式平。 那天，他没让秘书通报，也没安排正式场面，只是听说人快到了，就起身走了出去。 人还没走近，他已经笑着喊了一声：“大哥！” 这一声喊，把身边的人都喊愣了。什么人，能让毛主席亲自迎接，还当众叫“大哥”？那个年代讲资历，也讲火线，不是随便谁都配得上这个称呼。 可邵式平，确实配。 他比毛泽东年长七岁，在党内的革命资历也确实更早。 早在1925年，邵式平就跟着方志敏、黄道一批人，从南昌一路往赣东北跑，把“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热潮一点点带进了县乡。 他们不喊口号，不讲大话，只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劝乡人开眼看世界，听一听什么是马克思，什么是无产阶级。那个时候，农村不识字的多，听不懂“主义”的人也多，可邵式平耐得住性子，总是能让人明白，这仗是为谁打的，这枪是替谁扛的。 他不是爱出风头的人，从一开始就是干实事的命。 他跑到东乡县去宣传革命思想，那地儿偏，路不好走，人更难劝。 可邵式平一去，就立住了。 他带头成立沪汉惨案后援会，还带着村民给上海、武汉发声援电报，满纸是乡下人的愤怒和决心。 电文说得直白：“即生命牺牲，亦所不惜。”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把命看得没那么值钱了。 后来国民党卷土重来，想趁机在东乡搞个政变，控制县党部。 这个时候，邵式平又来了。 这一回，他是以赣东北特派员的身份来的。他一到，就把情况摸清楚，立刻召集秘密会议，布局反制。他不喊斗争口号，而是提醒大家要用选票、用宣传打赢这场仗。 代表大会当天，他公开讲话支持舒同等共产党人，说得清楚：“打倒土豪劣绅的，是他们；带领工农翻身的，是他们。”选举结果一出，没捞到好，会议现场掌声一片。 从那以后，他在赣东北就扎了根。 1931年开始，他不断穿梭在东乡、金溪、资溪、黎川、南城这些县里，发展党组织，筹建苏维埃政权。 有时候部队不够，他就亲自拉人；有时候经费不够，他就自己去筹。 到1932年夏，他带着赣东北赤色警卫师在信江以南游击作战，碰上一场硬仗。 敌人突袭，他们被困在下湖村。 祝应龙牺牲了，邵式平强忍着悲伤，把部队带出包围圈，一路回到苏区。 逃出生天后，他一句空话没说，只问一句：“人呢？伤的多不多？”那个时候，部队不怕挨打，就怕没人领路。而邵式平，就是那盏夜里还亮的灯。 1933年，他跟周建屏一起，把红10军带进了中央苏区，后来改编成红11军。 他当上了政治部主任，组织起一次次大会，还提议在金溪、南城、资溪交界处建个“金南特区”。这个设想，既是出于地理考量，也是为了让三个边区能拧成一股绳，抵住敌军压力。 同年春，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他成了主席兼军区政委。 在那年十一月，闽赣机关准备转移，德胜关又一次成了命运的分岔口。 队伍撤退，他留下来垫后，和方志纯、警卫员三人拖住敌人。 他没有冲锋陷阵式的英雄身姿，也没留什么慷慨遗言，只是完成任务、全身而退，等再见面时，别人问他惊险吗，他只说：“后边的人安全了，就不算危险。” 时间过去很多年，黎川县地方政府想给他修座亭子，纪念那次突围。他死活不肯，说：“不必了，活人干点实事，比死人立碑管用。” 1950年代末，全国推行干部下乡，江西的省直机关要选点，他拍板就定了德胜关。 他没有告诉别人这是自己当年打仗的地方，也没说什么“红色基因”的话。 他只交代一句：“地熟，人也熟。”于是五百多名机关干部拎着铺盖卷下了乡，在那片山岭中开荒垦地。这个地方，后来叫“德胜关垦殖场”，但大家都知道，它不是因为“地利”而选中，而是因为有一个人，把当年的血地，变成了今天的良田。 1961年，他第一次回到黎川，站在邓氏家庙前，像是看老朋友。 人多话少，他四下看看，最后坐下写了一首《沁园春·德胜关》。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历史终点，反倒总提醒人，过去那点光，不能拿来当今后的火。 他是江西省长，是红军老战士，是苏区政权的建设者，但他从未强调这些。 他总是藏在人群里，也总在队伍最前面，他不立传，不塑像，甚至不愿提名字。 1959年那场“中南海迎人”的小插曲，没有被写进大字报，也没有刊登进内部简报。 可在地方干部口中，却成了传了几代人的一句话。 有人说，那是毛主席重感情；也有人说，那是老战友情分。 但更多人说，那是组织对一个老人的回礼，不是因为他有官位，而是因为他有分量。 那年，他站在中南海门口，被毛主席喊了一声“大哥”。 这一声，不带官气，也不带客套。 像是兄弟之间，隔了山水和战火，终于在新的天地里重新见了一面。 这一声，也像是党对那些“从火里走来”的人的一次郑重点名——我们记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