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过：研究核武器，只用“三钱”的力就够了。 钱伟长，中国力学之父。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 “研究核武器，只用三‘钱’的力就够了。”这句话传开后，一半是调侃，一半却是真实的重量。 三位都姓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几乎撑起了新中国从“两弹一星”到力学基础研究的一整片天空。 他们的科研成就众所周知，可若真追根溯源，最令人惊叹的，反而是三人背后那条千年不断的文化血脉，以及一个家族代代流传下来的教子之道。 这三位科学家出生时间只差两年，从1911年到1913年，正是晚清风雨飘摇、民国初起的动荡时世。 几乎同时，他们各自在学业上一路登高，却没有一个人在国外扎根留恋。 无论是掌握核裂变技术的钱三强，还是站在美国航天最前沿的钱学森，又或是在加拿大完成博士的钱伟长，他们都选择了回国，而且是义无反顾。 这不是偶然，更不是一时的激情。 从家族背景来看，三人虽属不同家庭，但都出自浙江钱氏，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人。 要说血缘，三十多世早已不亲，但若谈家风，那条线是贯通的。 追溯至公元九世纪的钱镠，这位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开国之主，本身就是个矛盾体：打得了仗，守得住江山，也能搞经济、办教育。 他在位时没打过一场无谓的仗，反而频频对民生动手，劝农桑、兴商贸，留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间口碑。 可更让人记住的，是他一句话传了一千多年：“爱子莫如教子。”不是富养，不是铺路，而是教子读书、学理、知节。 这句话后来被刻进了家族规矩。 不只是挂在墙上装点门面，而是实打实地落实到家教里。 从南宋到明清，钱家始终在士商之间游走有度。到了清末，家族里依旧能人辈出，文人、商贾、学者层出不穷。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文史通才，曾任北洋政府教育官员，主张克勤克俭、慎独自守。别人做官讲排场，他家里却是简朴至极，一桌饭没有三菜，书倒是越堆越高。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一边支持白话文改革，一边反对封建礼教，把孩子送到现代学校不眨眼。 钱伟长的家境虽不如前两位显赫，却也自小耳濡目染“读书为国”的理念，学问要做在骨子里。 也正因如此，这三人面对留洋的优渥条件时，才没有太多犹豫。 钱学森在美国时，是加州理工的王牌人物，师从空气动力学泰斗冯·卡门，参与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核心项目，被视为军事资产。 美国人怕他走，不许他回国，竟然用“国家安全”为由把他软禁五年。 他没有屈服，每天就画图、写研究笔记，一写就是几千页。 直到1955年被周恩来亲自交涉，用朝鲜战俘交换，他才踏上回国的路。一到祖国，飞机还没降落，他就开始盘算：中国的火箭怎么搞？导弹从哪里起步？干的不是热血，是工程图，是坐标系，是一砖一瓦地把整个航天体系搭了起来。 钱三强回国更早些。他在巴黎大学跟着约里奥·居里研究核裂变，曾和国际上最早观察到“人工核裂变”的小组一起工作。战争爆发，他本可转去美国继续科研，却在1946年返回国内，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核物理专家。他和妻子何泽慧一道，住简陋平房，守在实验室一干就是几十年。为了原子弹成功，中国人从零起步，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归零再来。他说得很淡：“我们不是为赶时髦，是为生存。” 钱伟长更像那个默默在后台铺路的人。他年轻时在清华读中文，国破家亡后毅然转入理工科，自学力学、数学，后来赴多伦多深造，回国后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他擅长的是基础力学建模，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一个国家工程底盘的学问。他长期担任上海大学校长，在实验楼一住几十年，夜里仍给学生改作业，白天带他们下车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光环，也没有掌声，只有深深的踏实。 这三人的选择，不是时代使然，而是血脉中自带的一种“自觉”。他们不张扬、不空谈，把爱国当作一种日常。不是今天做个报告、明天发个声明，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钻冷门问题。更难得的是，他们在科研之外都特别低调，不争功、不邀宠。钱学森曾婉拒多次出访，理由是“事情没做完”；钱三强直到去世，都没讲过自己是“两弹元勋”；钱伟长更不爱讲话，见了学生只谈力学方程。这些人不是没有名利心，而是把国家排在了个人前面。 更令人称奇的是，钱氏家族并不止三位科学家出挑。往前有钱穆，靠抄书稿起家，终成史学泰斗；有钱钟书，西学东读，写出《围城》；也有钱壮飞、钱其琛、钱正英这些在政界、情报界、水利工程一线发光发热的后人。这一门人马，跨越文理、政商、学术多个领域，但都没偏出那条“做事认真、做人有义”的老路。这种内在一致性，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自觉，不是只传血脉，而是传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