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钱学森的父亲病逝，临终前交代儿媳蒋英：“那3000元遗产，全给你妹妹月华，她这些年不容易！”蒋英含泪答应，当她去给小姑子送钱时，却遭到了钱学森的大声喝止：“不行！” 1969年，风还冷着，北京城的街头到处贴着标语、红纸，胡同里传来的是高声叫喊和锣鼓杂耍。 可就在这一年，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走到了人生尽头。 病榻之上，人已经很虚弱，说话都断断续续，但他没有忘记交代一件事：那笔中央文史馆补发的3000元工资，要留给女儿钱月华。 他没说太多，也没再提别的亲人，唯独提了这个女儿。 旁边站着的是他的儿媳蒋英，听了这话，只是默默点头。 多年媳妇当家，她心里其实早有盘算，月华的确是这些年最辛苦的一个。 父亲生病住院，她几乎是天天守着，日夜照应，工作一耽误就是几年，生活上也紧巴巴的，这笔钱给她再合适不过。 蒋英知道老人走得放不下的，不是钱，而是那份挂念。 说白了，是想让这笔钱把一个“人情”圆上。 可谁也没料到，钱学森听说这事后，第一句话就是：“不行。” 语气不重，但砸得很硬，像块石头压在了屋里每个人心头。 蒋英一愣，心里立刻就不舒服了。这些年家里谁操的心？是她。钱学森做科研，白天黑夜连轴转，孩子上学、父亲看病，全靠她跟月华撑着。 眼下不过是一笔小钱，还是人家父亲临终交代的，他凭什么一句话就拦了？ 蒋英是真生气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只是这回实在没明白丈夫到底哪根筋搭错了。 她跟他抬了一句：“这可是爸的遗愿，他都说清楚了，你怎么还不让给？” 钱学森听完也不发火，只是语气低下来了：“不是不想给，是这笔钱咱不能动。” 这一句话，说得像绕口令，实则里头藏着层层意思。 蒋英皱起眉头，钱学森只好慢慢讲。那3000块，不是工资，更不是父亲工作挣的，是组织上的照顾，是文史馆看老先生快不行了，象征性地补一点生活费用。 照理说，父亲早就没编制了，也不在职，这钱其实就是一份人情。 可偏偏，这正是问题所在。 在钱学森眼里，人情这事最难拿捏。 尤其是国家给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口热粥，也不能说“这是我家的”。 他反复强调：“不是说咱家不缺钱，而是不能拿国家的照顾去做人情。” 那一瞬间，蒋英没说话，只是盯着他看。 她心里不服，但也知道钱学森这一套规矩，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从年轻时在美国留学开始，他就已经是个规矩得让人头疼的人。 钱钟书曾打趣说：“他是那种对公事有洁癖的人。”别人都笑，他却当成夸奖。 这事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蒋英依了他。他写了一封信，要把钱退回文史馆。 可文史馆那边也犯了难，说这钱本就没打算收回，让他们再退回去，制度上也没这条。 左推右挡之间，钱学森索性把钱以党费的名义交给了自己所在的党小组，一笔一笔交代得清清楚楚，连收据都留了下来。 对外人来说，这不过是一笔小钱，是一次家庭内部的争执。 可对钱学森来说，这是一个分水岭。 他信的是规矩，讲的是清白。这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做到骨子里。 哪怕父亲临终留下的，是一句真切的交代，他也能一手拦下，因为他心里始终把国家放在前面。 家里人也不是不懂事。 钱月华没怨，她知道自己哥哥是个什么人，自己嫂子又是个什么样的后盾。 那阵子家里日子本就不宽裕，钱学森的工资全交蒋英打理，稿费奖金一分不留，全数捐出去，有时甚至不经过蒋英，直接在单位当场签字。 有人说他傻，说这日子迟早过不下去，可他一句“国家困难，咱不带头，谁带头”就把所有劝告挡回去了。 蒋英有时候看他这么“死脑筋”，也气。 可气归气，她从没拦过。她知道，丈夫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 他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事业”——这个词他说了几十年，几乎成了他的信仰。 她从不插手他的选择，也不抱怨他的冷淡，她唯一做的，就是默默记着那一笔“欠人情”的帐。 这笔账她记了很多年，直到钱月华的女儿出嫁。 那时候家里经济终于缓过来点了，蒋英从柴米油盐里抠出3000块，装在信封里送了过去。 她没多说，只是轻轻叮嘱：“你哥那时太固执了，嫂子替他补上。” 钱月华接过钱，眼圈红了。 没有埋怨，没有追问。这个家的人，话不多，但都心知肚明。 那是一种慢火炖汤般的情感，不急不躁，不张扬，却分外绵长。 多年以后，钱学森病重，躺在病床上忽然提起这件事。 他说自己对不起父亲，生病的时候没怎么照顾；也对不起妹妹，连点补贴都没给出去。 他说到一半声音就低了下去，像是怕人听见，又像是不知该怎么讲。 蒋英坐在一旁，扭头看着他，一边擦拭药盒，一边淡淡地说：“补上了，早给了。你现在才想起来？” 钱学森听完，不说话，脸上露出一丝很淡的笑。 那个笑，不像是欣慰，更像是终于卸下一块压了半辈子的石头。 那一刻，他是个哥哥，也是个丈夫，更是个终于放下执念的老头子。 这事后来传了出去，被不少人拿来当作钱学森“清廉”的例子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