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次入狱坐25年牢，爱妻不离不弃，72岁的他携妻住招待所开双人间，才惊觉两人携手走过44年，却没结婚证，服务员说：“没身份证，开不了房间。” 72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带着妻子任敏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招待所，当他们想要开一间双人房时，服务员礼貌地询问：“请出示您们的结婚证。” 这个简单的要求却让这对相伴44年的夫妻愣住了，他们翻遍所有证件，才惊讶地发现自己从未办过结婚证。最终还是中山大学教授吴宏聪出面担保，才解决了这个尴尬的问题。 其实他们的爱情故事比任何一纸证书都要厚重，1944年黄河岸边的宜川渡口，27岁的贾植芳刚从汪伪政府的监狱中逃脱。 因参与抗日活动被捕的他，经过地下组织营救才重获自由，在这个偏僻的陕北小镇，他遇到了来自山西的姑娘任敏。 那是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任敏为了支持贾植芳的地下工作，毫不犹豫地变卖了自己的嫁妆，两人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没有宾客没有仪式，只有彼此的誓言。 1947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贾植芳再次入狱，此时任敏已经怀孕，却要独自面对丈夫被捕的现实，她变卖了最后的首饰，用来打通狱卒送饭给丈夫。 贾植芳在狱中偷偷在窝头里藏血书，写下对妻子和即将出生孩子的嘱托，任敏则冒着被连累的危险，在上海南京路偷偷散发丈夫写的文章，用油印机一份份复制传播。 1955年更严厉的打击降临，贾植芳被判刑送往青海化隆劳改农场，这一分离就是23年，在青海的劳改农场里，贾植芳用树枝在黄土地上写诗，用这种方式坚持着内心的文学梦想，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总是面向东方，那里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而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农村，任敏独自抚养着孩子，承受着“反革命家属”的各种歧视，她每月只有30元生活费，却坚持分出一半寄往青海给丈夫，为了省钱她患心脏病后只买最便宜的阿司匹林治疗。 23年的分离中任敏从未改嫁，也从未放弃等待，她在农村的破房子里保存着丈夫的手稿，在牛棚里一遍遍抄写《解冻时节》相信总有一天春天会来临。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贾植芳终于获得平反，当两人在上海重逢时，贾植芳已是61岁的白发老人，任敏也满头银丝。 重逢的那天，贾植芳带回了一包用草纸抄写的文章稿子，那是他在劳改期间偷偷写下的文字，任敏则拿出了自己保存的手稿，那些在最艰难岁月里支撑她的精神食粮。 平反后的贾植芳回到复旦大学任教，讲授现代文学，每次上课任敏都会静静地坐在教室后排。学生们发现，每当老教授讲到动情之处，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妻子一眼，或者走到后排握住她的手。 晚年的生活虽然平静，却依然充满温情，1997年85岁的任敏突发中风昏迷，贾植芳每天都坐在病床前，为她朗读《七月》诗刊的文章，那是他们年轻时共同喜爱的刊物。 2002年任敏去世，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在她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两张纸，一张是当年的平反通知书，背面用红色圆珠笔写着一行字：“植芳，咱们的结婚证，在彼此的生命里。” 这段没有官方认证的婚姻，却经历了抗战烽火、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他们用44年的相守，23年的分离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如今在复旦大学的档案室里，还保存着贾植芳与任敏的往来书信，那些发黄的信纸上，记录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见证着人性中最珍贵的坚持。 贾植芳生前常说，他们的婚姻是“用苦难铸成的誓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很多夫妻因为政治风暴而分道扬镳，但他们却用最朴素的忠诚诠释了什么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或许正如任敏在那张纸上写的，真正的结婚证不在民政局的档案里，而在两个人共同走过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里，在相濡以沫的每一次坚守中，在生死与共的每一个瞬间里。 《贾植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复旦大学校史档案》复旦大学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