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贫不笑娼”的现象，无疑折射出价值观的扭曲，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精神走向的深切忧虑。这种批判的背后，是对中华传统道德中“重义轻利”“知廉明耻”核心理念的坚守，更是对物质主义侵蚀精神家园的警惕。 这种扭曲认知的核心，在于将财富奉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其根源既与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关，更源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副作用的显现：当资本逻辑渗透到社会评价体系，人的尊严便被简单等同于“身价”；传统道德教育的弱化与新价值共识的尚未成型，形成了道德断层；而阶层流动的焦虑之下，财富更成了“成功”最直观的符号。 中华文明中，关于义与利的思考绵延千年。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训诫，孟子“富贵不能淫”的气节，乃至明清商帮“以义制利”的信条，始终强调财富必须以道德为根基，这是文明传承的重要准则。 如今的现实却与这千年传统形成鲜明反差：当“娼”所象征的不择手段获利不被鄙夷，而“贫”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则坚守反遭嘲讽时，文明的精神坐标已然发生倾斜。 值得欣慰的是，当下的种种乱象正促使公众反思“躺平”“内卷”的弊端，转而追寻“工匠精神”“国潮文化”的深层价值——这恰是中华文明韧性的生动体现。 扭转这一困局，需要制度与文化形成合力。在制度层面，可通过税收调节、完善福利政策缩小贫富差距，让坚守底线者不再困于贫困；在文化层面，需在教育与媒体传播中强化“职业尊严”教育，培育对各行业的敬畏之心，提升科学家、军人、民族企业家、工匠、基层奉献者的社会地位，让这些真正的国家脊梁与利益集团、流量明星、投机者形成鲜明区别。 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当一个社会用财富为可耻行为充当护身符，甚至放任突破道德底线时，终将以社会凝聚力的溃散为代价。但中华文明最深厚的力量在于，当主流价值观出现偏差时，民间的道德自觉总能孕育出新的精神根系。物质繁荣若没有精神锚点，终将沦为虚无；而每一次对扭曲价值观的批判，都是文明重新校准方向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