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并把它们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危害的重要任务。 50年代的中国农村，卫生条件差得没法说，蛔虫病到处都是。数据说，当时农村小孩感染率超80%，这可不是小事。蛔虫钻进肠子里抢营养，孩子吃啥都没用，个子长不高，脸黄得像土，严重时还会肚子痛得打滚。家长们没招，只能干着急。那时候没啥好药，土法子又不顶用，蛔虫成了家家户户的心病。 这20克种子，是从苏联植物研究所小心翼翼分装的，每一粒都裹着防潮纸，装在特制的玻璃管里。护送种子的是四位农业技术员，其中潍坊农场的李建国记得，出发前领导攥着他的手说：“这不是普通种子，是救孩子命的药引子，丢一粒都担不起责任。” 那时候交通不便，从北京到潍坊得坐两天火车，他把装种子的盒子揣在怀里，睡觉时都搂着，生怕颠簸坏了——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那一路比抱着刚出生的娃还紧张。 分到呼和浩特农场的种子，头一个月就遇了坎。当地四月还飘着雪，蛔蒿喜温，幼苗刚冒芽就被冻得打蔫。技术员王桂兰急得满嘴起泡，抱着棉被往育苗棚跑，夜里每隔两小时就起来烧煤炉，手冻得裂了口子，沾了水钻心地疼，却硬是盯着温度计守了半个月，直到幼苗长出第三片真叶才敢松口气。她后来跟人说：“一想到乡下那些黄瘦的娃，就觉得这棚里的苗不是草，是指望。” 大同农场的试种更惊险。土壤偏碱，蛔蒿叶子长到巴掌大就开始发黄，技术员们翻遍资料，发现苏联的种植地土壤酸碱度和大同差太远。 有人提议“要不放弃吧，等明年换地方”，带队的老研究员却蹲在地里扒土：“放弃？全国多少孩子等着药呢，咱们多试一次，他们就早一天少受罪。” 后来他们每天往地里掺腐叶土、调酸碱，光记录数据的本子就写满了三本，终于在第三个月看到幼苗重新转绿，茎秆一天天抽高。 西安农场的种子差点出意外。一场暴雨冲垮了育苗畦的围栏，技术员们光着脚在泥里捞种子，有人被碎玻璃划了脚，鲜血混着泥水淌，却只顾着把沾了泥的幼苗往新畦里挪。那时候没有温室大棚，全靠人力抗灾，他们说“这种子金贵，咱们的脚破了能长好，苗死了可就真没了”。 为啥这么拼？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当时的驱蛔药几乎全靠进口，价格贵得离谱，普通农家根本买不起。1952年，我国医药工业还在起步阶段，连基本的制药原料都得看别人脸色。这20克蛔蒿种子，说白了就是要打破这种依赖——蛔蒿里的山道年是驱蛔的关键成分，能让蛔虫麻痹随粪便排出，是当时最有效的办法。 1953年秋天，四个农场终于收获了第一批蛔蒿籽。虽然总产量还不到两公斤，却让制药厂看到了希望。1954年，第一批国产驱蛔药“宝塔糖”下线，酸甜的味道孩子不抗拒，价格又便宜，很快分到了全国各地的供销社。有老农民回忆，孩子吃完糖第二天就排出了蛔虫，“小脸当天就看着有了点血色，能跑着追鸡了”。 这些当年护着种子的技术员，后来大多留在了农场，有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蛔蒿地。他们或许没成为名人，名字甚至没出现在任何报道里，但从1952年那20克种子开始，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驱蛔药原料基地，到1960年，农村儿童蛔虫感染率已降到30%以下。 现在回头看，这20克种子的旅程，不只是一次农业试种，更是一个国家在困难时期，用较真和坚持解决民生痛点的缩影。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一群人守着“让孩子长壮实”的朴素心愿，在田埂上、在育苗棚里，把别人觉得“不可能”变成了“做到了”。 他们当时会不会想过，自己护着的不只是种子，更是一个民族的底气？当看到孩子们吃着宝塔糖笑的时候，那些在泥里、雨里、寒夜里熬过来的辛苦，是不是都成了值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