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张越霞前去和张世民接头，但却没有见到人，而是从屋子里走出一个陌生面孔。 张越霞于1910年7月1日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家中生活拮据，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她却吵着要去念书，在哥哥的坚持和资助下，才勉强进入县城的启文女子小学就读。 小学毕业后，张越霞在浦江县蚕桑讲习所找到了教员的工作。1926年，张越霞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制度的斗争。 1927年10月上旬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郭怀庆、徐素云将她叫到宿舍，房间里光线昏暗，三人围坐在小桌旁。郭怀庆严肃地看着她说：＂根据你在斗争中的表现，经过党组织的慎重研究，准备接受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越霞听到这个消息，紧握的双手微微颤抖，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从此，她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开始了更加危险而光荣的革命历程。 1934年11月下旬的上海，法租界在政治管控方面相对宽松，受法式浪漫主义文化影响，对政治活动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这使得不少中共地下工作者选择在此开展秘密活动。 11月27日清晨，张越霞从住处出发，准备按照组织安排与地下党员张世民进行重要接头。她沿着法租界内蜿蜒的弄堂小径缓缓前行，张越霞走得不急不慢，时不时停下脚步，假装整理衣服或者观察路边的店铺招牌，实际上在观察周围有没有可疑的尾随者。 当她来到约定的接头地点时，张越霞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用手指轻轻敲响了房门，敲击的节奏是长短长短，这是组织内部约定的联络信号。房门在安静中等待了几秒钟，然后传来脚步声逐渐接近。 吱呀一声，厚重的木门缓缓打开，然而从屋内走出来的人却让张越霞瞬间感到不对劲。这不是她熟悉的张世民，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年男子。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张越霞，嘴角还挂着一丝诡异的笑容，显然早就在门后等候多时。 张越霞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凭借多年地下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敏锐直觉，她在瞬间判断出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她拼命挣扎，试图挣脱对方的控制，但那人显然受过专门训练，力气远比她大得多。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弄堂两端和附近的阴暗角落里，突然冲出十几个早已埋伏好的特务。他们身穿便衣，手持警棍和手枪，动作迅速地将张越霞团团围住，一张精心布置的罗网瞬间收紧。 张越霞被特务们推搡着塞进一辆黑色轿车，车子在法租界的马路上颠簸前行。透过车窗，她看到熟悉的梧桐大道在眼前飞快地后退，心中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张越霞被押送到巡捕房关押了一个月，先后被审讯三次，立场十分坚定。敌人不断对她拳打脚踢，逼她招供，她咬紧牙关，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1937年8月下旬，由熊天荆代表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去反省院进行交涉，张越霞被释放出狱。出狱那天，看守打开沉重的铁门，张越霞拿着自己的简单行李走出监狱大门。获得自由后，张越霞立即投入到党的营救工作中。作为营救小组的一员，张越霞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夜以继日地工作。她经常在深夜时分还坐在办公桌前，在昏黄的台灯下整理各种营救文件，或者与其他同志商讨营救方案。白天她要到各个监狱和关押点进行交涉，晚上还要接待被营救出来的同志，为他们安排住宿和后续工作。1940年，张越霞调到南方局工作，担任组织部干事。在重庆工作期间，她与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因工作接触而逐渐相识相知。1940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重庆结婚，董必武担任证婚人。婚礼很简朴，就在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举行，参加的人不多，但气氛庄重而温馨。 1940年11月，张越霞随博古到延安，白天她要到各个机关和学校去工作，晚上回到窑洞里，经常和博古一起在油灯下研读文件或讨论工作。窑洞里的家具很简单，就是几把木椅子、一张木桌子和一张土炕，但这里充满了革命者的温馨和浪漫。 1946年4月8日，博古与叶挺等人自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遇难。噩耗传来时，张越霞正在家中照看孩子。她接到电话后，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此时她才36岁，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工作，还要独自抚养博古与前妻的五个孩子以及自己的一个儿子。 在陕北艰苦的环境中，张越霞独自承担起抚育六个孩子的重任。每天早上她要为孩子们准备早饭，然后送他们去学校，自己再去单位工作。晚上回家后，还要辅导孩子们做功课，缝补衣服，操持家务。尽管生活艰难，但她从不抱怨，总是用坚强的毅力支撑着这个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张越霞历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私营企业局秘书室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在供销合作总社工作期间，她经常深入到全国各地的供销社进行调研，了解商品供应和价格情况。她坐着简陋的长途汽车，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到偏远的县城和农村去检查工作，为保障人民生活用品供应而忙碌奔波。1979年2月12日，张越霞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结束了她波澜壮阔而又充满奉献精神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