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来墨脱边防的军营视察，却看到军营三百多人全都身着便装，他怒斥：“为何不穿军装！” “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穿军装？！” 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将军眉头紧锁，生气的质问带队班长。 一旁的三百多名战士身上穿的，是红的、蓝的、灰的、打着补丁的、甚至褪了色的五颜六色的便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穿军装呢？难道另有隐情么？ 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名叫墨脱，藏语意为“隐秘的莲花”，风景绝美，却有这与世隔绝的险境。 它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脉东端南麓，被雪山环抱，唯一的“出口”是雅鲁藏布江切割出的峡谷。 这里没有公路，没有铁路，所有物资，全靠人背马驮，翻越海拔落差超过4000米、终年积雪的多雄拉山口。 从最近的波密县城到墨脱，直线距离不过120公里，但一趟运输，往返需要整整8天！ 这8天，所有运输队的战士们，每人背负着数十公斤的物资，在悬崖峭壁间仅容一人的羊肠小道上挪动。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必经的“蚂蟥区”。 战士们即便在裤腿上涂抹柴油，用塑料布紧紧包裹，也防不住它们无孔不入，钻进衣裤，吸附在皮肤上疯狂吸血。 一位叫王建国的班长，一次运输归来，从身上硬生生拔下了47条吸饱了血的蚂蟥！ 腿上留下的血窟窿，足足三个月才勉强愈合。 运输的代价，高昂得令人窒息。 有限的运力，必须优先保障维系生命的粮食、救命的药品和必需的弹药。 军装？ 它成了可以被暂时牺牲的“奢侈品”。 整个边防营，三百多名官兵，竟只有87套勉强称得上“完整”的军装！ 这些军装只有在执行特殊任务、迎接检查或重要场合时才舍得拿出来穿上。 平日里，官兵们只能穿着五花八门的便装执勤、训练、生活。 更令人心酸的是军装本身的脆弱。 墨脱年降雨量高达2350毫米，是北京的四倍！ 军装洗后，挂在屋里三天就能长出一层白毛，晾在外面不到半小时，又会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浇透。 反复的潮湿、霉变、晾晒，再结实的布料也经不起折腾。 营长的解释，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铅块，砸在傅全有将军的心上。 他脸上的怒容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着震惊、痛心和深深自责的凝重。 他沉默地听着，目光扫过战士们身上打着补丁的便装，最终停留在那些年轻却写满坚毅的眼睛里。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缓缓抬起手，向这支穿着便装、却以钢铁意志守卫着国门的队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接下来的三天，傅全有将军执意跟随一支小型运输队，亲身体验墨脱运输线的艰险。 他踩着战士们踩出的泥泞小路，攀爬陡峭的崖壁，穿越令人头皮发麻的蚂蟥区。 他亲眼看到战士们如何在负重几十公斤的情况下，手脚并用地爬行。 更亲眼目睹了警卫员在湿滑路段失足滑向深谷，万幸被一棵崖边小树拦住，才避免坠入雅鲁藏布江激流的惊险一幕！ 这趟亲历，让将军彻底明白了那身“便装”背后，是怎样一种难以想象的牺牲与坚守。 回程的飞机上，傅全有将军望着窗外沉默良久。 墨脱官兵的困境，让他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决心。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这一切！ 回到军区，傅全有将军立刻展开行动。 他亲自协调空军，为墨脱开辟了每月两次的固定空投航线。 然而，墨脱狭窄的山谷、变幻莫测的云雾，让空投充满风险。 十次飞行，往往有三四次因天气恶劣被迫返航。 即使成功进入空域，投下的物资也常因气流影响落入雅鲁藏布江或挂在悬崖峭壁上。 但这已是当时条件下，能争取到的最佳方案。 同时，将军责令后勤部门，专门为墨脱边防研发新型军装！ 新军装必须适应墨脱特殊环境，采用速干面料，重量比普通军装轻30%，干燥速度快一倍。 每套军装配备专用防潮密封袋，解决潮湿霉变问题。 1987年春节前夕，第一批500套崭新的、为墨脱量身定制的新军装，终于通过空投，稳稳降落在边防营的操场上！ 那一刻，整个营地沸腾了！ 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抚摸着那崭新布料，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 1988年，在将军的强力推动下，墨脱历史上第一条能通拖拉机的简易土路开始修建。 虽然简陋，却将物资运输成本降低了60%。 到1990年，墨脱边防官兵终于实现了“每人四套军装”的配置标准。 如今，墨脱早已通了公路，天堑变通途。 但那些曾经穿着便装、在蚂蟥区跋涉、在多雄拉山口搏命的老兵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年代。 主要信源：（新华网——“我为能参与推动青藏铁路的修建感到自豪”——专访原总参谋长傅全有将军）
